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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
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
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
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
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
〔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
其时嵇康就
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
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
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
觉得宛然是两个人。
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
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
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
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
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
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
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
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
动也是不满足的。
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
“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
试看阮
籍嵇康,就是如此。
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
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
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
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
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
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
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
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
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这“师心”和“使气”,
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
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
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
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
再至晋末,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
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
他
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
所以现在有人
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
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
之穷,而心里很平静。
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
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
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
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
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
他穷到衣服
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
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
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
但
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但《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
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
因为当时
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
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例如看北朝的
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
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
“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
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
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
因为若做出书来
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
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
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
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
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
很抱歉的。
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 ※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
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
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
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
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
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
作者
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
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
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 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
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
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
的打击。
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 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
军阀。
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
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
政。
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
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
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他在离洛阳
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
在
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 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
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
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
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
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
百余人。
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
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
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二十岁举孝廉,
汉献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