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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听话的属
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
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
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
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
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
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
那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
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
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
分。
如此而已。
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
后来终
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
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
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 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
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
一九二七年八
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
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
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
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
“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 《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
则之
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
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
之；其为士者笑之。
”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革命时代的文学〔1〕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2〕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
这学校是邀过我好
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
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
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
懂什么。
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自然，
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
西来。
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
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
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3〕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
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
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
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
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文
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
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
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
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
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
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
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
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
才是革命文学。
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
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
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
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
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
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
其实“革命”是并不
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
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
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
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
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
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
它们不但
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
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
是他胜利了。
现在也还没有完。
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
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
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
但这些叫苦鸣不平
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
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
所
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
例
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
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有些
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
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
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
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
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但也有例外，如波兰，
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5〕，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
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还有一层，是
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
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
有人说：“文学是穷
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
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
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
才能做文章。
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
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
就又产生文学。
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