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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
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
《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
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
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
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
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
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
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
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
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３〕《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
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４〕“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
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７〕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
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２〕同时遇害的时候。
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３〕。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
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
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
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
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
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
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