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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抖。
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
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
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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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
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
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
《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
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
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
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４〕《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
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
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
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
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
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
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
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
而问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无有是事。
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
时人闻已，便生怪笑。
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
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
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
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
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
——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
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
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
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
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
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
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
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
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
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９〕。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１０〕。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
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
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