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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
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
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
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３〕，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４〕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
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
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
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
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５〕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６〕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
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
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
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
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
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
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
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
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７〕，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
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
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层出不穷”者，大概就是“此之谓也”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
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
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
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
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
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
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８〕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９〕前来种痘了。
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
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
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
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
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１０〕，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１１〕，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
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
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
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
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
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
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