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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
备考：来信（未名）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
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
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
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
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
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
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
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
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
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
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
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
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当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时，我只觉得这篇短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
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
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
“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
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
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ｌｉｔｅｒａｌ）。
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
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
的确，我看清楚了。
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
（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
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
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
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
“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
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
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儿，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
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
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
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Ｇｏｇｏｌ的Ｇｏ译做郭，把Ｗｉｌｄｅ的Ｗｉ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
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Ｇｏｇｏｌ的Ｇｏ，用“王”
译Ｗｉｌｄｅ的Ｗｉ，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
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借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Ｇｏ，用王译Ｗｉ，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
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
（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
（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
（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
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
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
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