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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
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
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
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
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
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
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
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
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
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
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
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
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
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
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
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
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
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
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
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
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
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
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
“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
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
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
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
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
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
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
“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
《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
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
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
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
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
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
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
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
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
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
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
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
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
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
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
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
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
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
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
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
《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
〔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
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
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
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
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
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
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
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
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
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
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
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
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
怎么瘦，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