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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
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
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蹡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
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
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
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
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8〕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
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
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
‘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月耷
月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
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
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
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AEH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
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
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
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
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
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
曲因囊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
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
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
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
成化丁未，来孙〔9〕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
《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10〕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
“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11〕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
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
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
“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
〔12〕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
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
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
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
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
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
“超然象外”〔13〕，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
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
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14〕，陈源教授的《闲话》；
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15〕，胡适之博士的英
国庚款答问〔16〕，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
〔17〕，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18〕。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
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
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
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
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
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19〕。大意是日本
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
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
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
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
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
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
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
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
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
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
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
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
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为典据。
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
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
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
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
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
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
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
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
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
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
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
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
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
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
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