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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4500亿元人民币，其中的3600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又通过国家银行和地方管理部门投入了1。5万个亿。根据朱镕基政府在1998年3月份的说法，所有这些经济发展项目应以三年时间为限，但是政府事实上被迫将这种每年1500个亿的刺激消费投资在2001和2002年继续进行。经济自身的发展能力还不能达到保持7％的增长率的程度。
一个靠国家建筑投资和增加出口来推动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允许长期持续下去的，这一点早在日本那痛苦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显示。出口补贴不可能无止境的增长下去。同样，国家的赤字投资政策也不可能无止境的继续下去。国家到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国只有当它真正的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经济增长环境后，它才能保障其高增长率的持续发展。通过这种刺激消费和出口补助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那只能使中国重蹈日本发展的覆辙。
朱镕基早就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999年11月份的领导人会议上，他解释说：“为了度过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难关和长期发展的难关，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扩大国内市场的原则。消费品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像刺激住房和教育投资那样，在消费领域大作文章，以便促进城乡消费的提高。”88
政府遵循朱镕基所提出的方针，把存款利息从7％下调到2％，并且引入了利息税，以便淡化人们存款的兴趣。同时，还提高大学的学费；把2000年劳动节假日延长到一周，以便人们有机会去消费。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计划：4600万中国人去旅行，消费金额高达180亿。
住房私有化当属一个最有成效的政策，它启动了城市居民的固定存款。这个成绩表现在：在2000年私人购房增长了52％，高达2840亿元人民币（305亿美元）；住房建设领域以此在整个国民经济那8％的增长率中，写上了自己的1。5％。在中国最富有的都市上海，有60％的居民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
对于增加消费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农村收入的不流动以及农村消费问题。中国2/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收入从平均水平上讲，相当于城市人的36％。在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尤其是耐用品市场。在90年代，城市人在家用电器方面燃起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热，刺激了电子工业的发展。而今，城市人的需求基本饱和，当属在农村，随着农村收入的提高，一种这样的需求和继续的需求浪潮将会到来，这将可能使这两个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应接不暇。农村消费的热潮和城市私人购买住房的热浪有可能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然它是与投资“信息社会的新经济”相联系的。
最后，对于继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共产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进入市场经济之路持续不变地走下去。邓的“干部化企业”推动增长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且在其最后，也就是当各省、市甚至县都围绕着同样的工业修建同样的工厂时，最终还留下了一个重复生产、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尤其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厂家都不能达到有效经济生产规模的程度。那么，新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就只能是一个由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现在不妨回顾一下，那在1998年3月份所宣告的改革计划在1998到2002年是如何进行的。在限制国家机构对企业经营干预方面，是否结束了行政对企业的干预、贪污腐化是否得到了扼制？在工业结构改造方面，非效益性生产是否在被取缔、效益性生产企业的增长空间是否被创造？在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资本是否依据企业的效益在流动？一言一蔽之，一个为市场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否形成？
■改革的进步
1。政府机构的裁员与收权
中央政府裁员半数的计划在1998年底就实现了。这是在长期缩减政府和管理机构尝试的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把计划只写在纸上。2000年初，也就是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年，第一批省、直辖市开始了管理改革和政府的裁员工作。在省、市所属厅局级管理部门这个面上，要把现有的平均约为53个削减为40个。广东省和北京市政府宣布，他们将以中央政府为榜样，裁员达到50％。在地方上，行政主管部门致力于改善这些被裁减官员的经济收入，可以想见，新的机构改革在省、市所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央政府所遇到的还要大。
财政体系方面的收权至此可以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997年的10。7％上升到2000年时的14％。在各省的贷款发放方面，中央银行现有的9个跨省市分行不再扮演省属银行的听喝角色，他们的仕途不再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省、市政府。
2。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是，国家放开对小型企业的控制，集中整顿大型企业并使其效益化。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对小型国有企业的放权早从1997年9月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就开始了。其运作、发展过程是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式由下而上：有些部门行动很快，而且还采取了某些新的改革措施。只要某项改革合理、有效，那它就会迅速开展，也会为北京的党中央所认可。官方的认可加速了这项改革的进程，并使其在全国开花。此刻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党代会上宣布了放开小型国有企业这项政策后，省市以及地方政府都马上开始了出售小型企业的活动，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型企业。沈阳市的市长，也就是东北老工业区的中心城市的市长，走遍欧洲，为的是出售本市的企业。这显示出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有多大！
无望的企业就让其破产；那些看上去还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中的一部分为大型企业所兼并，此外也有一部分则归属于私人企业和投资者，其中也不乏外国投资者。占比例最大的部分是原企业的经理和员工们购买本企业，在这种以共同购买而所形成的“合作股份公司”中，总经理常常持有多数股份。这样，当年的国有企业就私有化了，尽管它们在统计报表上显示为“公有制企业”。尽管，这种放开小型企业的政策实质上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共产党依然坚定的表示，“一种这样的私有化绝不动摇”。
这种私有化可是地方党和管理干部以及企业经理说了算的事情，他们的发财机会来了，因为他们可以压低价格并把它弄到手。批评者称之为“地方干部最后的晚餐”。北京政府在1998年7月1日也拉响了警报，并对此种挖墙脚式的拍卖方式提出警告。西方媒体把此称之为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停滞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从江泽民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所领略的那些概念、定义一样，在中国，人们不单要听别人怎么说，而且要观察别人怎么做。这种拍卖小型国有企业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到7月份时，绝大部分已经被拍卖了。一些步子放得大的省市还表示，他们愿拍卖所有的国有企业，不仅小型的，还有中型和大型的；不仅亏损企业，也包括赢利性企业。国有企业的数目在疾速下降，从1997到2001年就从12。8万家减少到6。3万家。
当各省和地方职能部门致力于拍卖职权范围内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时，中央政府则全力于大型企业改制和效益化建设。在此也有值得介绍的成就：
——在国有企业从股市收取资金方面，经过1998、1999两年的准备，到2000年时已经启动。中央政府把三个大型企业集团投放到香港、纽约的股票市场，它们是：第二大国家电讯公司中国联通以及两个新建的化工企业，中国石化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政府通过这三家公司吸收了100亿美金的新资本。而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中国企业在2000年也吸收了180亿美元的资金。上海和深圳股市自身的市场资本在1998到2000年之间，由19万亿上升到47万亿元人民币。这种发展仍然在继续。2002年时，第一家国家银行以中国银行之名出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尽管如此，外国的投资者依然对购买国有企业的股票有些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有企业的透明度还不够，从而构成了对少数持股人缺乏保护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削减过剩生产力的工作走得比较快。纺织工业在1998～1999年销毁了900万台老纺织机。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