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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官方统计区分如下：
1。国有企业：1997年有30。5万国有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12。8万家企业活动在生产领域，2/3的设备投资给了它们。30。5万家企业分布在四个政府层面：材料工业和重工业的大型企业、铁路和通讯归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委；大型企业由省政府以及四个省级大城市所监管；中型企业落户在当地的省政府（只要有的话）和地、县、市政府或者拥有类似权力的地方政府。
2。上市公司：直到1997年，此类企业也只是那些投放到股市的国有企业。国家拥有其多数股票，或者拥有足以能够控制企业的份额。这些股票在上海和深圳两地的国内股票市场以两种形式上市：只销售给国内人士的A股，和只销售给国外人士的B股。第三个重要股市是香港。在此也同样有两种形式的中国股票：H股和红星股。“红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香港子公司。总公司把其部分生产企业或者服务企业放到香港，除对子公司保持一定的资本控制外，把其他的部分投放到股市。以此形式，中国电讯这个通讯巨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香港电讯分公司，即中国香港电讯（现名：中国移动），它把移动电话的业务转交给多个省份。
3。城市集体所有制：其起源于50年代小企业的公私合营。它们实际上属于国有企业中的二等公民，即其员工的工资、福利都低于国有企业。 4。村镇企业：这些企业从其名称中就可以得知，属于村镇集体所有，但掌管它们的实际上是党支部书记和村镇的管理干部。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像一个依赖于市场的私人企业那样的运转着。到了邓的末期，其中许多转变成了私人财产，而私有化由此就加速了。到了2000年只有个别“村镇企业”还保持着集体所有制的特色。
5。个体企业（个体户）：个体企业的涵义是个体和家庭企业，而且其雇工不超过7人。它们构成了农村和城市私人所有制企业的巨额数字。
6。私人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统计数字中，这样的企业是指超过7名雇工的。这类企业的合法化开始于1988年的政府“关于私有企业的规定”。
7。由港、澳、台资本投入的企业：中国从来没有把这三种民间投资看作为外国资本。香港、澳门在1997年和1999年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部分，只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并维持它们现行的法律和经济体制。而台湾对北京政府而言，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省。
8。外国企业：在巨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如汽车制造业、电讯设备制造业至今几乎只是与中国国有企业合作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消费品生产、运输业以及边缘产品生产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全资的外国子公司。香港、韩国以及日本企业经常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面与中国的企业合作。
在邓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到国民总产值的78％；在1997年邓去世时，这个比重下降到只占有34％，而一年后就只有28％了。
■陷于新环境中的恐龙
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陷入危机。从1985到1995年中，上报亏损的国有企业数目从9。6％上涨到45％。1996年竟然达到70％。83国有经济第一次从整体上陷入亏损；所有那些效益性企业，其中包括利润丰厚的国家专营企业像中国电讯，也无法把这些亏损企业所带来的赤字抵销。
公开的数据难免粉饰情况。譬如有些在报表上显示赢利的国有企业，而实际经济状况应该属于亏损企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经济管理所的爱德华。斯坦费尔德对一系列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作了调查。84所有这些企业都证明，它们在1992到1995年这段时间是赢利的，而事实上它们几乎都陷于无经济支付能力的状态。
以位于辽宁省的鞍山钢铁公司为例：这是一家有22万职工的大型钢铁企业，1994年鞍钢账面上赢利人民币2。24亿元。对这个拥有190亿资产的企业做了一个短期资产评估，发现它可以使用的只有3％的现金；61。5％是应收账款（钢材用户无力对它们支付的欠条）；34。4％是库存产品价值。应收账款中绝大部分收不回来；库存产品中绝大部分是销不出去的产品。如果鞍钢把这些相应的账款计算进去并重新予以平衡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严重亏损企业了。它的赢利只是账面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鞍钢几乎总是摆脱不了没有支付能力、无法给职工开出工资的状况，而仅当国家银行给予新的贷款时，它才能重新运转。正像斯坦费尔德所强调的那样，鞍钢是一个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也并非是一个经营特别差的企业。想一想，那些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在账面去抵消支出的企业的情况，那将会是何等的状况呢？
为了避免大量的裁员，政府总是给亏损企业不断的输血。先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但是随着补贴数目的不断增大，政府把这种靠钱来养活国有企业的任务转让给国家银行。这种输血量一年一年的上涨，直到它们把贷款额的90％就这么样的投入到国有企业中去，而且明知，这些钱连成本也很难收回。也像它们的客户，也就是这些国有企业一样，这些银行在它们的财务报表上也对外界显示着赢利。救急贷款不考虑价值。一家国有企业在贷款过期过后，银行要求偿还贷款，而它无力偿还，并要求银行通过新贷款支付旧贷款和利息时，就这么解释的。而银行账面上获得了利息，而那笔救急贷款就从账面上消失了，而这笔新贷款将在两年后重新作为救急贷款在账面出现。而银行以此方式不断地进行投资，而国有企业的亏损依然不断上涨，而这些救急贷款部分在国家银行里的价值也就变成了废纸一张。
在邓最后的几年里，这种发展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1997年，也就是邓在世的最后一年，中央银行承认，四大银行所发放贷款的25％属于这种救急贷款；5％～6％的贷款是根本不会还回来的死账。独立观察家估计，保守的讲，这种救急贷款达到所发放贷款的50％；这种死账至少达到30％。这30％的死账作为没有价值的数字呆在银行账面上，它使银行自身资本成倍的增加，从而国家银行也就像它们的那些国家企业客户一样，技术上变得没有支付能力了。它们只能凭借日益增长的私人存款来维持资金流动。
凭借其现有的模式，国营企业在日渐发展的市场上缺乏生存能力。它们成长于计划经济之中，此刻面临着所变化的环境的威胁，就像恐龙一样，面临着绝境。最直接受到威胁的是数以万计的小型国有企业，它们面临被新的竞争，也就是那些快速、灵活的农村企业所形成的竞争赶出市场的危险。面临倒闭威胁的还有许多老工业领域的大恐龙，它们设备、技术的大部分依然是50年代的水平，它们已经意识到，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进口和西方以及日本的合资企业的发展，它们面临被取代的危险。
■不是为市场而生产
在毛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6）时，国家工业也就开始建立了，但是他的目的并非是参与市场竞争和赢利。国家工业的任务是：它要为中国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这种国家消费品工业应该由政府承担经济；高赢利在此不是通过高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来获得，而是通过价格专控。在70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生产企业也要做好在战争状态下生产军备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的准备。毛发展出了这个“三线”并在中国内地的深山处修建大型工厂，这一切原本就不在乎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基于经济和政治安全之考虑，划拨生产任务、创造劳动位置。至少对于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说，也就是对于这些国有企业的工人、干部来说，社会保障、国家许的愿都被兑现了。［ＷＷＷ。Ｚei8。］给他们创造了“铁饭碗”；长期工作位置和终生的社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这些工人称为“国家的主人”。到毛去世前，这些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共计约7500万人，接近于劳动人口总数的1/5，他们构成了党领导的稳固基础。如同国有企业拥有最好的生产设备一样，这些企业同时也有很好的福利待遇。它们支付离退休金。那些在50年代初建立的企业，到90年代时，它们的离退休人员已经达到在职工作人员总数的一半。所有在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部社会保险都在其所工作的企业中，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城里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