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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像政治领导干部一样，依据他们企业的大小而评为不同的级别，丝毫不落后于农村的干部。他们追加投资、扩大生产，根本不考虑企业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市场的现实需求。当然，为了提高他们单位的工资，在北京的部委以及各省的职能厅局没少在商海方面投注精力。铁道部在1993年就有大约4。6万个“创收”企业；外经贸委，一个专门负责外贸和经济合作的职能部委，一个与有关部门一起决定外国企业投资权限的部委，下设有外资企业投资咨询公司和外企高级管理人员中介公司。
党的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像国家部委一样。工会至少拥有13万家企业。国内最大的企业当属人民解放军的企业，他们不仅建立兵工厂、参与武器出口，而且也建立日用品生产厂、组建贸易公司、开设宾馆、夜总会。在邓的经济增长号令下，党、政干部以及军官们纷纷变成了企业家：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地方领导干部、国家管理人员以及军队干部们都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所有这一切大同小异，因为这一目标使得邓的局部市场经济在最终的结果上与日本的增长模式殊途同归。
■盲目增长
邓创造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就像创造了一台强大的经济增长机器。但这是一台没有方向盘的机器。邓的市场经济只是半个。市场规定着需求和价格，但是它无法规定投资和资本的分配。这随之自然由政治来调节。
乡镇和城市干部们的目标就是：投资、再投资。通向票子和升官的途径导致了对个人所管辖地区经济增长和创造劳动位置以外的东西的追求。以同样的方式方法，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也创造了本企业最大的经济增长（但不是赢利！），以便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这些干部同时也以多种方式使自己在经济上也获得增长，并富有起来。至于企业究竟是否赢利，这样的问题也像何以造成增长的原因一样，在干部们的思想中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在此就显示出私人资本主义与局部市场经济的区别：私人企业家投资之目的是赢利，以自己的钱来冒风险；干部企业没有自己金钱上的风险，却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不是从赢利中获益，因为赢利不是他的。他所要避免的不过是，自己所管辖的企业集体不要亏损到让他陷入到没有支付能力的境地，那样的话他就得宣布破产。大型企业的经理们绝对不会遇到这样困境，因为他们可以放心，国家会把他们的亏损补上的。
最大限度的投资，而非最大限度的赢利，这是邓工业化模式中的驱动力，正是它生成了经济发展的高强度增长。它从而与日本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殊途同归。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中心向外推动的，而是由数千个地方性中心驱动的，它们之间没有统一协调，并且相互制肘。在开设新企业方面，村、镇、县、市以及省竞相攀比。各个县、市争相在本地区建立最大的经济开发区，以便落户新企业，并尝试着去吸引外资。没有人对这种经济开发区进行实际的统计，据估计，在90年代中的高峰时期，全国就已经有1万个经济开发区。在此之后，还建立了不少。
每个省市、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投资于同样的工业领域。以日本为先例，位于第一位的是“战略性增长的工业”，在中国被称之为“先导工业”，它包括：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24个省和几个省级市都把电子工业确定为先导工业，而22个省区把汽车工业规定为先导工业。1996年底，中国有325家汽车制造企业，它们的汽车总产量达到145万辆。平均起来每个企业的生产量为4461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的汽车厂年产量达不到一千辆。其中只有一家在1996年达到20万辆，也就是刚刚达到了一个效益性汽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生产量。这家企业就是上海的大众汽车制造厂。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厂都处在赤字状况下。
汽车工业所面临的状况也是其他绝大部分工业所面临的，那就是：在全国各地，在几乎所有各省里，企业都生产着同一类型的产品。其中的绝大多数从规模上属于“非理想型的”，也就是从效益性角度讲规模实在太小了。1700家钢铁厂在1996年平均年产量为5。4万吨，其中半数以上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数。56家电视机生产厂家在1991年时的总产量相当于韩国三家企业的生产量。
各省、市之间相互保护自己的市场。上海规定小出租车只能使用排气量在1。6以上的汽车。这显然是为上海大众汽车生产的中型桑塔纳汽车确保市场，因为其他城市生产的小型汽车借以就被强行排除在外了，尤其是抵制了天津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的夏利小车。而武汉则对桑塔纳实施特别税和特别手续费，甚至高达百分之百，以便保护当地的雪铁龙型小车，这个型号是当地一家集体企业与法国的标致合作生产的小车。81邓的局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了一个经济上“军阀混战”的副作用。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从政治上割据了中国，此刻的问题是，这种经济上的军阀是否会把国内市场割据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性保护市场。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1997年2月17日，邓去世前两天，《中国日报》发出了警报：“大量的重复对经济发出挑战”。许多省份，这家报纸这样评述说，都拥有同样的工业结构，到处都是“重复”建厂，以同样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有限的资源消失在创造多余的不经济的生产能力上。经济由于这种不理智的投资而完全失控。
确实如此！邓小平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繁荣与破产之间的大幅度螺旋式回旋：在繁荣时期，投资的40％和不少的社会产值都流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里去了；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了极度增加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刻只能紧缩贷款；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之后势必是一个衰退，而中国基于劳动力的疾速增加原本就应显示出4％的增长率，而这在工业国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经济衰退。一个这样的经济增长断裂构成了1989年天安门危机的背后原因之一，而这种极度的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已经有所预感。邓却宽容地把这种摇摆看作经济飞速增长难免的代价。
■贪污受贿在蔓延
伴随着邓的局部市场经济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贪污受贿在蔓延。
在毛的计划经济中，那是一个大家都贫穷的时代，贪污受贿的机会极其有限。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下，那就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权力，而同时又控制着经济大权的人，难免不先从突突喷出的金矿井里，给自己捞上一把。故此，这种现象蔓延极快，以致于它在邓的晚期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毒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不妨以90年代末期贪污受贿状况为例，下面是几段摘要：
政府在1999年8月份公开了国家财政部的一份调查，该调查发现，上半年有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4亿美元）被官员贪污，并转到私人账号上去了。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1998年上半年发表了一条消息，国家财政拨款中有1200亿元被挪用，这笔数目相当于中央政府税收的1/5。
1998年，一个由朱镕基委派的检查组发现，在1992到1997年间，巨额粮食收购款的40％被吞没或者被挪用。粮食收购部门的亏损一年比一年高，这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后，得不到全额现金，手中拿着白条，以致于引起农村的不安定。
私吞和挪用的不仅仅是粮食收购款，而且还有日常的公款。铁道部、邮电部离退休金部门的负责人员仅仅在1999年上半年就盗用了人民币10亿元，而煤炭工业系统挪用的离退休金高达60亿元。甚至扶贫款的被挪用问题也不容忽视。在2000年7月，《羊城晚报》披露，财政拨出扶贫款专款488亿人民币，而其中有43亿，也就是10％，并没有用之于扶贫；这些钱却被以假发票转走了。
福建有一个走私团伙，数百名党、政干部同流合污，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未经海关而偷运进中国的货物价值达150亿美金。为了把2200辆汽车从俄罗斯和韩国偷运到中国，北海舰队动用了战舰。海关估计，由于偷运使海关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元（相当于120亿美元）。独立观察家估计，国家每年的开支也就是300亿美金，这才是1997年登记进口额的1/5。
1998年，重庆的一座大桥断裂，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