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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把西方武器的这种优势看作一种挑战，竟然那么自信，认为中国的道德和文化将最终获胜。
政府官员中那些儒家出身的精英们从研究两千年中国历史中得出结论，蛮人占领中国通常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这些蛮人过不了多久就得拔灶走人。如果他们真的想长期待下来并持续统治中国的话，那他们就得接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使自己儒家化。这些儒家官员们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看待所面临的新挑战，就是这样解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他们认为，如同北方的游牧蛮人一样，这些“大西洋的蛮人”最终也不免是要么自己滚蛋，要么为中国文化所改变。在租界地的割让中，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中国地域的损失，而认为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以此可以把蛮人限制生活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那个犄角旮旯。
皇帝在北京继续四平八稳地领导着他的王朝，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1850年太平军起义令政府不敢掉以轻心。在北京的政府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西方武器的先进程度。也许他们中确实没有见识过这些火炮舰船，也无从就此公开报告。要知道，这类报告不免要涉及到肯定大西洋蛮人的优势，说他们超过中国人，即便是仅仅局限在某一个方面，也有可能招致背叛自家祖宗文化的罪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850年，当福建的都督出版了一本有关世界各国的书，并在书中对汉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享有绝对优势的观念提出质疑时，他马上被撤了职。可是在1861年，一支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且一把火让乾隆修建得富丽堂皇的圆明园毁之一炬。西方列强的挑战再也无法回避了。清廷的恭亲王此时把自己的立场转变到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上来。英、法和美国人在剿灭太平起义方面予以清政府帮助。他们供应现代武器，并且派遣一支外国志愿军支持那支由外省都督们所率领的军队。
剿灭了太平军之后，儒家的管理体系早已病入膏肓，而且在所有的战火燃烧地区几乎都支离破碎，可是这些都督们却把精力集中到重建儒家帝制、恢复儒家道德伦理上来。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保护下的儿皇帝所命名的同治维新，由那常胜的湘军奠基人曾国藩和他的助手李鸿章推行着。这次维新尽管没有带来中国持续飞跃的发展，但是对于处在轮回圈的下滑时期的清王朝来说，终究赢得了一个30年的平静时期。
随着儒家维新运动，中国第一次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准备。在“以夷制夷”的口号下，中国现代化的初次尝试开始了。这个尝试是以古老的儒家观念“自强”来表述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目睹了西方武器的威力，他们与其他的自强运动领导人一起，在西方工程师和进口机器的帮助下，在各自的管辖省内建造现代兵工厂和造船厂。曾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包括兵工厂和造船厂在内的江南制造局，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他在企业中设立了一个翻译处和一所技术学校。翻译处在英国人约翰？费莱尔领导下，把百余本西文书籍翻译成了中文，其内容涉及到数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等方面。李鸿章于1885年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军事学院，并且派遣年轻的军官、舰长到国外去学习。自70年代起，这些自强运动派一直致力于现代民用工业和运输企业的建设。出现了上海的轮船公司、武汉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天津北部的开滦煤矿，并建起第一段铁路线（1881年），以便把煤运往港口。
然而，所有这些现代化并非是在某种工业化的意义上进行的。完全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是，这并非是一种由中央政府统一指导的全国性的努力奋进，而仅仅是几个比较开明的都督以及高级官员的个人尝试。尤其是，这种工业化的尝试仅仅服务于力争军事现代化之目的。它不仅没有考虑到把儒家的国家和社会思想现代化的问题，而且相反，它要借助现代技术去维护现存的中国秩序。1889年，清末的最后一位鸿儒大臣张之洞把自强的改革策略总结为这样的形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的思想为核心，所谓的体，也就是生存的原则，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生活方式、儒家的社会和国家秩序；而西学是表象，即出于实用，譬如修造蒸汽轮就很实用）。
尽管做出了如此严格的界限，然而改革者的每一个项目无不遇到保守派的极大的阻力。1861年，恭亲王在北京为协调与列强的关系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总理府，在里面还特设了一个翻译学校。他于1866年在一封奏折中建议皇帝，把这所翻译学校改建成翻译学院，而学生在校也应该学习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民法，他却受到了享有最高儒家权威的翰林院院长、大学士倭仁的强烈批评。倭仁证明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其在技术方面的水平如何，而是取决于其领导人及其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何。他强调，如果让外国的教授们现在来教授这些学子的话，这些未来臣子的思想就可能为这些外国的思想所影响，那么他们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儒家弟子。
倭仁写道：奴才们从没有听说过，数算能让一个软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是，我们的先生们能够给子民们讲清楚儒家的道理，使百姓知廉耻、守德行。现在的这些能人志士是为了将来委以重任而专门培养的，可是如果改变他们所学的科目，让蛮人去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而且会弃善从恶。那么世界就将走向没落，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子民驱赶到蛮人那里去了。46
我们尽管更多地把倭仁的这番话看作蒙昧主义的表现，但是倭仁显然比改革者更清楚，部分西化是行不通的。学生一旦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那么他们就势必也会用之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儒家的道德也就可能被败坏。
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不但部分西化的计划在教育领域遇到了阻碍，难以进行下去，而且就连建设强大军事力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对日战争的失败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中国的战舰在现代化方面未必落后于日本，从设计能力上甚至还比日本的还要先进。许多观察家因此对中国感到失望。可是，在海战中，远程大炮不仅缺少炮弹，而且有的弹体中装的竟然不是火药，而是沙子。旗舰的“将军”是原来的一名骑兵将领，他把战舰成一字型列队，结果成了日本炮击的目标。自强运动的部分现代化愿望以失败而告终。
■革新运动在继续（1898～1900）
1。百日维新（1898）
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曾有过，那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正是由于拿破仑的征服政策引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出现在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所涉及到的不外乎是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今所涉及的是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国家和民族去拯救的问题。这新的民族精神震撼着年轻的官员将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以及农村的绅士们，唤起了他们强烈的要求改革的呼声，这种认识与要求远比自强运动要深刻得多。那些仍然把中国文化看作为最卓越的而要全盘保留的保守派，对改革提出异议：“如果国家丢掉其过去，那么前辈们的思想观念还能保持下去吗？”
走在这场民族运动最前面的是两位年轻的儒家子弟：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两位都是神童。康有为在7岁时就能用很复杂的古文风格撰写杂文，而梁启超17岁时就考取举人。在参观了香港以及上海的外国租界地之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他致力于研究西学，并逐渐形成了信念：作一名中国的改革者。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儒学的影响力，那么进士的头衔是必须的。故此，康有为于1895年与梁启超一起，前往北京参加殿试。当他们到达北京时，刚刚传开消息，政府要与日本签署辱国丧权的和谈协议。康、梁撰写了给皇帝的万言请愿书，并且征集了准备参加殿试的603名考生的签名。这是中国的现代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游行”。这份请愿书向皇帝呼吁，驳回和谈协议，撤离首都，继续战斗。正如所想像的那样，请愿书到不了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