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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08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鸦片战争（1839～1842）
儒家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倒塌归之于西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而从1775到1839的50余年中，中国的衰落主要是内部原因所致：人口大爆炸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贫困化；管理的落后，要知道，官员的数量保持在原有的基础上，而人口数量却成倍增长；最后，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日渐扩大的腐败。1839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使得一场外部的巨大冲击波终于同内部的没落相汇合。内部的没落因素（内乱）与外部入侵（外患）祸不单行，古老中国的经验学说得到了新的证明。
自当年马戈尔尼的使团访华时，英国人就已经找到了一条消除贸易逆差的途径：贩运鸦片。尽管中国从1800年起就禁止鸦片，但这并不碍英国人的事。他们在孟加拉湾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然后从加尔各达用船运往广州海域，随后经过他们的秘密网络偷运到中国各地。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贩运鸦片，也像奇迹般发家的英国贾尔迪－马瑟宋贸易公司一样，美国的阿斯特商贸王朝也是以贩运鸦片而起家的。在1800到1810年间，英国销往中国的鸦片达4500箱，每年约140磅。而在随后的20年代、30年代中，贩运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仅在1838年末到1839年初的这个贸易旺季，英国人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就超过40万箱，也就是560万磅。英国的对华贸易更多的是以贩运鸦片为主。东印度公司，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它的赢利主要来自于此，对于英国财政部长来说，国家财政收入的1/10来自于这一方面的关税。
英国的鸦片残害着中国国民并且削弱了中国军队。在城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萎靡不振的瘾君子。鸦片的贩运同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826年止，估计约五亿西班牙银元（当时的世界货币）流入清王朝，它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然而从1827年起，中国贸易转向了持续的负增长，巨额的银子流出中国。据估计，仅在1827到1849的这20年中，中国纯白银外流数额，就相当于其过去150年流入额的一半。中国硬货币的流通开始萎缩，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处于银根紧缩、发展停滞的状况。
不断增长的银币短缺还带来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当时流通铜币与银币。19世纪初铜钱与银币的兑换率为1000比1。可是随着白银的外流，兑换率不断上升，1850年时一个银币竟然要用2230个铜钱来兑换。37这对于农民是相当残酷的，因为他们所收到的通常是铜钱，而交税却要用银元。英国贩运鸦片不仅残害着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鸦片带来的这种剧烈的经济风暴也加速了中国内政的不稳定。
1838年皇帝“终于”决定，对鸦片贩运采取措施。他派遣年轻精干的官员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先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国烟贩，而且收获卓著。他也想方设法从根源上杜绝烟贩的货源，也就是对英国鸦片商人采取行动。他强制他们交出货舱中所囤积的鸦片，这些共计1400桶，价值900万美金，被全部销毁，同时要求英国商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从事任何鸦片贩运活动。
伦敦把此举看作为对他们的宣战。在武力上，尤其在军舰和所配备的火炮能力上，软弱的中国与英国不是同一个等级。1842年中国政府投降并且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的要点如下：
——中国对外国领事、商人和神职人员开放五个港口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上海。外国租界区属于特殊地区，不受中国法律管制。
——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中国支付战争赔款2。01亿两白银。
——中国撤销原来的贸易专卖行。
——中国对进口像对出口一样实行“公平而稳定”的关税；今后的进口关税固定为商品价值的5％。
鸦片贸易尽管尚未合法化，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那就是：中国政府将不再对贩运鸦片采取任何抵制措施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鸦片仍然是绝大部分西方商人对中国贸易的主要货物。早在1858年，清朝政府就放弃禁烟。自此，鸦片也开始在中国大量生产。1879年鸦片进口以5000桶的数量而达到最高峰，这个数量近乎于1839年的一倍。据估计，到19世纪末，1/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而且5％的人是瘾君子。鸦片实质上加剧了中国在19世纪的贫困化。
《南京条约》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一个为欧洲所指挥的、新的外贸体系的基础，并由此解除了中国的进贡体制，那就是：“租赁港”。所有欧洲列强以及美国、俄国，还有后来介入的日本都加入了这个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列强彼此设防，以免某个强国单独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为此他们还达成了一个“互惠条约”，按此规定，只要中国给予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某种权利，那么其余的国家就自动获得此权利。
到清末有80个租赁港，而所有租赁港的租借方式都相同。在城墙围起来的“中国城”外，沿着河流的是外国人区，领事馆的上空飘扬着陌生的国旗。外国人区有自己的酒吧、教堂、运动场。商业活动的中心是“联盟区”以及宽敞的港口大街。大街上是一座座用石头结构建筑的大商号分店和银行。大街上人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拉着沉重车子的苦力们；匆匆赶赴业务会谈的外企老板和那些中国白领们；身着专门服装的神职人员，还有那悠闲浪当的水兵。租界归领事馆领导；租界前面的河中，停泊着一只炮艇，它保护着这块儿租界。
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开始由一个不大的农业城市向世界中心城市转化。上海位于扬子江的入海口，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由此出发，可以把进口的货物沿着扬子江一直运送到中国内陆。同时也能把要出口的货物运往海上。上海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港口。早在1853年，上海的贸易额就超过了广州。
随着发展，上海逐渐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同于其他租借港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划分成了一个“国际租界”和一个“法国租界”。在这个为英国人所领导的国际租界上，住着的是法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当然法国人毫无疑义也可以住在国际租界。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几乎达到10万人。上海成了中国土地上居住外国人最多的城市。
所有的外国租界都有公园，而中国人却被禁止入内。在上海港口大街北部的黄浦公园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这里不仅禁止狗和自行车入内，而且也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个牌子上的字深深的刻印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华人与狗禁止入内”。如果您真的想理解今天的中国，那么您就必须完全了解所有这一切。外国人给予中国人所带来的贫穷、羞辱以及心灵上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
对西方野蛮人之战的屈辱失败，极大地动摇了皇帝在中国官吏、军队以及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对外国人的仇恨与长期潜藏于心中的对异族统治的清朝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满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野蛮人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