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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孩子，但是叶莉一个对我来说足够了。比尔·沃顿也曾和我谈论过女孩子。沃顿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每次科林总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翻译，我不能确定他说了些什么。”一次，他问我是否在美国找过一些女孩子，比如说舞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当时章明基和约翰·海逊格都站在旁边，因此我不管说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于是我用英文告诉他：“是的，我找过，但是她们都说想要的是你。”
我说过，我有机会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去NBA。但是还记得我也说过我相信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达到目标。我发现现在我可能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不仅仅是在NBA打球，这个更大的目标还包括叶莉。生活不只是篮球。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两到三个月。既然我为了约她出来等了那么久，我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尤其是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后。能和叶莉多相处一年真是一种天赐礼物。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能够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关于中国以及她球队发生的事情，这样生活对我来说容易多了。所以一切进展得都非常顺利。
第十二章 成名的代价（1）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机。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 。章明基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都。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跟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工作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来后，就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
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