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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孟菲斯那场比赛我只打了21分钟，但得到了两倍的篮板，6个，3个盖帽，13分，这是我赛季中第27次两双。由于卡蒂诺，我打得很卖力，并得到许多球，这要感谢斯蒂夫。赛季即将结束让人有些失望，但最后一场比赛给我前途一片光明的希望。
无论是在跟奥尼尔对抗，还是在上一场对波特兰的比赛后，我却很疲劳，但都无法跟在丹佛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在休斯顿走下飞机时的疲劳感觉相提并论。在那之前，我心里总有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我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总感觉有一点紧张，那样给了我能量。而现在，没有比赛了，没有理由紧张或是集中注意力了。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识了，这是尽头。”我最后终于到达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你知道我很喜欢开车的，对吧？我总是想开车。但当我们走到车那里，我对科林说：“你开回家吧。我想小睡一会儿。”只有一两分钟我就睡着了。直到年底时我才知道，有些队友不觉得火箭应该让我成为状元秀的。他们认为，球队应该用优先权去交换一个能够马上帮助他们的老球员。如果不是在网上的留言板上读到，我不知道有人那样想。这是因为没有人让我那样觉得，或者在更衣室里谈起过。看到以后我也没有感到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队友是在赛季后，而不是赛季前那样说，我会感觉坏得多。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姚明。”我说的是，“我还没看过那个孩子打球。”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于是，他们就飞快地放录像带给我看，让我看了一盘集锦。但是任何人在集锦中都会显得很好。我可以给任何人做一盘带子，让他看上去像是可以得到状元秀的样子。快船的昆廷·里查逊去芝加哥的测试，说他们整天都在灌姚明的篮，我觉得那只是不成熟的表现。老实说，是我不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一个肖恩·布拉德里水准的录像带？或是一个站在那里不动的乔治·穆雷山式的球手？还是一个虽然不是奥尼尔，但至少能够移动的球员？在我看到录像带之前，已经听说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我不肯定。显然鲁迪和CD从第一天起就下了决心。我建议我们用优选权交换一个其他的球员。我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只是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那时我们需要有经验的球员。
在权衡利弊并考虑了参加选拔的所有球员之后，我赞成选姚明。马里兰的克里斯·韦尔考克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来到休斯顿测试。我看了一些来测试的家伙，对自己说：“他们都不成。”我知道韦尔考克斯不会是状元秀，尽管他是我的哥们儿。我无法告诉你从哪一天开始我开始赞成选姚明的，那是在选秀之前。
因为我有获得年度新人奖的机会，NBA不希望我马上回中国去。一开始我想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叶莉应该在五月的第一周随中国国家女篮来美国，跟休斯顿的WNBA彗星队打比赛。可是由于SARS旅行被取消了，我就想马上回家。
因为SARS的缘故，姚之队也不想让我马上走，可那正是我想回去的原因之一，告诉人们不应该害怕。
我不知道是否NBA照顾了我一次，但年度新人是第一个公布的奖项，就在常规赛结束后的一周。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回国之前我并不担心会得SARS，我说不出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不想有什么事情阻止我回家，也许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习惯性地觉得自己可以克服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我回到上海后，事情才变得更真实些。我可以告诉你，尽管大家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处于危险中，但是生活继续着。也许他们在家里呆得多了，每30分钟洗一次手，但是生活还在继续。你尽量想办法去避免就是了。如果你还是得了，你就是不走运。喂，中国有多少人得了SARS？三千？中国有多少人口？13亿。那是多少比例啊？零点零零零。
SARS也给了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关爱、帮助他人的机会，这不是因为他们拿到钱或有人命令他们去做，而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
有时我们需要可怕的大事件来让我们记住重要的信念：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还要帮助关爱社会。如果你关爱社会，我相信，会有一天社会也会照顾你的。当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频道总监，白李请我主持一个关于SARS的电视真播募捐节目，我很乐意帮忙。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搞类似的电视节目。在中国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不需要电视募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为政府会负责一切的。我是主持人，但我并没有比其他人做得更多。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NBA的许多人帮了忙。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老板雷斯·亚历山大、大鲨鱼奥尼尔，魔术师约翰逊及斯蒂夫·纳什的录像内容，都出现在三小时的电视马拉松中。魔术师乔丹和老虎伍兹捐了签名物品，供拍卖来筹集资金。斯蒂夫·弗朗西斯捐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显示出他有一颗多么伟大的心，我和他一起打球时就已经了解了这一点。
第八章 就是疲惫就是累（7）
我在NBA赚了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总是等到像SARS这样的灾难发生了才行动。甚至连帮助修建一所医院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捐钱搞研究、支持教育或者建学校才是有预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们的头脑是你能帮助的第一站。我在为这些项目捐钱之前，会看一下计划和时间表。我要知道我是在帮忙而不只是花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国内同胞做这些事情。我想看到，我在NBA为自己和联盟赚的钱，都能回到家乡。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我想它比美国更需要我的关爱。
你们知道我没有得到NBA年度新人奖。太阳队的阿马尔·斯多达摩胜出。我是想赢的，以证明火箭队选我做状元秀是正确的，但我想不用得这个奖我也已经做到了。NBA年度新人奖是媒体评出的，也许我没有得到它的原因是我说了太多坏话，或者开了记者太多的玩笑。联赛教练的全新人球队投票中，我跟阿马尔得票一样多。而联赛球队经理为体育新闻的投票中，我还比阿马尔多得一票。我给联赛经理和教练留下了好印象，那才是最有意义的。另外，我也没有获得CBA的年度新人奖，而我最终获得了锦标。如果我可以用新人奖换取NBA总冠军，我很高兴作这个交换。
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姚之队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去钓鱼。那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住在比尔·达菲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附近，他们预约了深海钓鱼。结果没去成，因为下雨，风也太大。我改去了游戏机房，姚之队作了安排，我可以在他们开门前几个小时去。
章明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第二天去钓鱼了。
“我们乘的船看上去像《完美的风暴》中的那条，”章明基笑着说。
“别那么说！”我对他说。在经历了所有在NBA第一年发生的这一切后，如果我们在风雨中出行，一场完美的风暴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终结。
第九章 文化冲突（1）
如果你去过中国，就知道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像计划的那样进行。有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计划。如果你是中国人，学习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说，我还是非常中国化的，因为在我的NBA第一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在预料中。
1。第一印象 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我们在姚飞来纽约参加选秀欢迎式 前做不了什么事，他们安排从中国通过卫星传来他在摄像机前的画面。我们看到姚和父母坐在沙发上，这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家里。第二天早上我飞到纽约出差，一着陆我电话就响了。
那是媒体关系主任内尔森·路。他说，出点了乱子。休斯顿时报上刊登了中国传来的一张照片，在姚明身后有一张中文传单，清晰地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休斯顿会看中文的民众因为姚明屋子里有这个而发狂。我急忙打了些电话才了解到这是在CNN的演播室里拍的，他们用四、五十年代的旧传单作装饰。姚明恰好坐在了其中之一的前面。我们很快发出消息澄清事实，但那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