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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一样。有些人还经历了身份危机，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我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我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我从不怀疑姚明能否出来，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东方队对球迷公布姚明可以走，再把话收回就会使很多人愤怒。东方队的球迷们都盼着看到姚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球技。中国文化有一点没有改变———作了承诺，就必须努力兑现，否则就会大跌脸面。
我最担心的是，王治郅不回国家队的决定产生的影响。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制定政策。我想，最坏的结果是姚明推迟一年去NBA。整体上看，再错失一年很严重，但我相信不会更长了。我还觉得自己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表态允许姚明出国，再反悔就难了。如果中国篮协拿王治郅作例子来辩护，那是因为他们单方面做不了主。中国篮协上面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第五章 一波三折的谈判（5）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中国方面不会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让姚明再反复去检查。讨论后，我们同意在北京检查。我们一边跟医院联系，让姚明悄悄溜进医院检查，让火箭去北京，一边找到公牛的医生，告诉他休斯顿医生的话。
“我看过的NBA球员的脚多着呢，”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NBA中心看看他们的X光片，很多人的脚你看了都会说，‘这个家伙会有问题’或者‘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看过比姚明更糟糕的脚，他们都有很长的NBA职业生涯。”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NBA的体检确实还不完善。他们拍了X光片，看到一个疾患点，没有去刨根问底搞清楚。我们的医生看了X光片，“嘿，你这是在冒险。”于是我们就乘飞机去找一位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
此前我飞到了韩国办另一件事，之后再回到中国。但碰到了问题———我上次是用单次入境签证进入中国的，现在我身处韩国，又是星期六，美国领事馆不办公，而我必须星期天早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