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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民爆物品的事故应由公安部门来承担，其它事故由相应部门来承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往往是把地方政府乱处理一通，有权的部门没事，没权的部门处理的反而很重，这样根本起不到警示的作用。
提到矿产问题，各级政府动不动就讲监管，实际上监督就不能管理，管理则不能监督，这是一对矛盾。既监督又管理，就象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比赛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比如说安监总局和安监局国土部，又发证又验收又监管，又负责处理事故，这就是典型的监督管理不分，这样根本无法做到安全的管理和保障。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安全管理的责任在企业，出了事故要从重从严处理，让其从经济和刑事上无法负担事故的惩罚，政府是监督，发现问题要进行制止或处罚，企业不执行的要靠国家力量进行强制，直至法律制裁，这才是治本之策。
父子二人在路上讨论了一路，宋晴在一边儿用笔记本电脑来做记录，等到了南宁之后，整个调查报告和针对性的处理意见也就出来了，还有两个人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解决方案，零零总总地凑在一起，足有几万字之多。
范亨在电脑上翻看了一下稿子，觉得还是比较言之有物的，至少比先前自治区和秘书们弄出来的稿子强了很多，于是回到了南宁之后，范亨就把这些稿子中关于南宁矿难的部分让自治区的领导们看了看，看他们是否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算是定稿了。
事实上自治区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发言权，范亨的稿子又是针对实际情况做出的一些整改意见，他们看了之后确实感到非常有见地，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意见来了。
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这个对企业的惩罚力度，看了之后让人感到心惊，毕竟现实情况下，如果矿山发生了安全责任事故，只要事情不是太大，一个人几万块钱，私了的时候居多，成本也不大，可是要按照范亨稿子中的说法，对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企业从重从严处罚的话，很可能就导致一个企业破产了，老板手里面有几个亿也是不够填窟窿的。
对此，大家的意见是不统一的，认为处罚过重的话，怕是没有多少企业肯来落户了，而如果没有了这些企业，像是南丹县这样的完全是依靠采矿业生存的政府，怕是就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地方政府靠什么来发展经济呢？
对此，范亨也是有一番意见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并非只有采矿一条路，这种以出卖资源来牟利的手段，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是最为下乘的。即便是真的剩下采矿一条路，那也要有一个运作的方法，像南丹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两个大矿就解决问题了，不但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矿产资源也不容易因为开采手段低下而浪费，同时地方政府的收益也可以得到保证，出口时候由于没有太多的无序竞争，也可以卖一个好价钱。但是现在的情况刚好是相反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为了谋取私利，故意在很小的范围内造成激烈的竞争，小小的一个镇子上，居然有上百家采矿企业，这合理吗？”
自治区的领导们被范亨的话问得哑口无言，事实上这一次的事情已经牵涉到了自治区里的一些领导身上了，既然前面出了有成克杰这样的榜样，那么后面就不可能没有学习这个榜样的继承人。
因此范亨的一番话，让他们感到了很不安。
“说到底，还是个人私欲在作祟，都想从胡乱中捞一把！”范亨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发展经济是必须的，我们要让地方经济搞上去，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但是发展经济的方法有很多种，无论哪一种都好，就是不能要那种带血的GDP！”
第一千零六十七章 期待中的会面
不论是范亨也好，还是范无病也好，这父子二人都是低效率无序竞争的强力反对者，相对于国外正在完成高科技产业的全面转化的同时，对于国内这些单纯地利用手中特权进行官商勾结大肆挥霍国有矿产资源的行径，自然是深恶痛绝。
没有人能够因为手中特权而以极少的代价垄断了国内的矿产资源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非常无耻的行径。
尽管在现在的国内，大部分地方都存在这种官商勾结的权力寻租模式，但是毫无疑问，这正是权力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低成本高产出的矿产资源垄断，没有什么比它更适于积累原始资本了。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儿时间之内，国内的矿产大亨们都是异常低调的，除了买豪车或者海外购置产业之外，他们很少抛头露面，尽管他们拥有数量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财富是如何得来的，以及自己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些深水大鳄们。
一旦这些情况曝光出来，很有可能就是掀起一阵阵反腐打黑的激烈行动。
所以，大家都低调地快乐地享受权力带来的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不愿意去贪图什么虚名。
成长的烦恼也弥漫在今年的整个商业界，全美最畅销的商业图书是吉姆柯林斯出版的《从优秀到卓越》，他对三十五年以来《财富》杂志历年五百强排名中的每一家公司逐一分析，从而得出了一些让人意外的结论。
柯林斯发现，公司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变得卓越。
他得出的其他结论还包括，技术以及技术推动的变革，实际上并不能激发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合并和收购在推动公司跨越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革命性的跨越，不一定需要革命性的过程，卓越并非环境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慎重决策的结果。
这些观念对于曾经狂飙突进、如今深陷互联网泡沫的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成长的路径和真实意义。
柯林斯还描述了创造卓越型企业的第五级领导，他们往往不会站在前台锋芒毕露，成为媒体的宠儿、谈论自己的理念或成为社会名流。他们大多像外星人，沉默内敛、不爱出风头，甚至有点害羞，谦逊为怀的个人特质和不屈不挠的专业精神齐集于一身。他们深藏在团队后面，协调着团队的交响乐。
这样的形象描述让性喜张扬的互联网新贵们相形见绌。
而在中国，人们也开始认真地咀嚼柯林斯的思想，有一位本土生长的企业家的表现让人似乎看到了第五级领导的影子。
今年一月，华为的任正非在《华为报》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华为的冬天》。在过去的一年中，华为的销售额飙升到两百二十亿元，盈利高居全国电子百强之首。
不过他已经清楚地预感到了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对电信市场的连累，这位一向忧虑而极度低调的企业家在开篇就问他的员工，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任正非继而用不无耸动而尖利的笔调写道，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在企业史上，任正非不是第一个写检讨和自省文字的企业家，沈阳飞龙的姜伟、山东三株的吴炳新等人都曾在企业危机爆发的时候有过同样的举措，不过，任正非却是第一个在企业还处在高速成长时期就发出红色警报的人。
他的警告见到了成效，今年的全球电信产业果然出现惊天大滑坡，华为的全球对手美国思科业务严重下滑，全年仅报废的库存就高达二十二亿美元，思科股票大跌，被迫裁员八千五百多人，董事长钱伯斯把自己的底薪降到一美元。
在这样的逆境中，及时调整的华为却实现利润二十七亿元，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
事实上，今年最痛苦的人也不仅仅是IT业的精英们。
国内股市中，以吕梁崩盘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