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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还是坚持说，人是自由的。死亡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有限性并不等于死，死也不意味着有限性。 死只是一种属于必然的偶然（萨特称之为“散朴性”）的事实，而有限性是人的自由的内在结构。 就是说，只有自由才能造成有限性，只有提出目的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限制。 我选择了Ａ，就排除了Ｂ，这才是真正的限制，我不能同时涉足两条路，这才是真正的限制，但这里与死亡无关。“死不应该在生命中看到，它‘在此期间’突然出现，而人的实在在揭示自己的有限性时，不会因此发现其死亡性。”
（同上第６９９页）
其次，死亡是一种给定的事实，就像出生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所以它不在人的选择范围内，与人的自由是无关的，它不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 我们不能谋划死，所以死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之外，死与自由相互独立。“由于死总是在我的主观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在我的主观性里就没有任何地位。 而这种主观性并不表现为和它对抗，而独立于它的，以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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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被直接异化了。 因此我们不能想死，不能等待它，也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抗它，而因此，我们的谋划之成为谋划——不是通过我们的盲目，就像基督教徒说的那样，而是原则上——是独立于它的。“萨特的这些说法简单地说来就是：我们是”要死的自由人“。
（同上第７０１页）
四、自由与责任
承认生命和世界意义的虚无可以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消极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本一场空，那么我们就不必太认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于是得过且过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用对生命中的任何事物负责。 这种结论用于人生，就造成了清静无为的老庄哲学，凡事看淡、得过且过的懒人哲学，自欺欺人，逃避责任的乌龟哲学；走向极端，还会演成一种抛弃一切价值追求，为所欲为的恶棍哲学。 另一种可能的结论是：既然生命原是虚无，那么人就注定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必须自己造成自己是什么，和一切是什么。 于是，人的生活就是一场自己不断从虚无中存在起来的过程，不断地使自己虚无化以投向未来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自己承担起生命的全部责任。这种结论必然演化成积极向上的哲学，成为让人精进奋发的哲学。 萨特的存在主义属于后一类哲学。萨特一再地强调人的绝对自由，其核心就是要强调人对每一选择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萨特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人只是一种虚无化的力量，所以他什么都不是。 人的存在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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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不是其所是”
，即否定以现在否定自己的过去；又不断地“是其所不是”
，即以未来否定自己的现在。 除了这种不断地虚无化而外，人没有任何预设的本质，没有任何外来的规定，一切都是人自我选择、自我谋划的结果，是人不断地自己以新的谋划代替旧的谋划的结果，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 由于人是命定自由的，所以他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了肩上，他对他自己和他自己存在的世界是有责任的。 他就是他自己的作者，就是他的世界的作者，在他生命中所有的阻碍、麻烦和威胁都是由于他的自由谋划才成其为阻碍、麻烦和威胁的。 整个世界对他的敌对性都是由于他是自由的、他在谋划着才显出敌对性的。因此，对自己境遇的任何抱怨和牢骚都是荒谬的，对自己责任的任何推脱和逃避的借口都是荒谬的，因为生命的绝对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来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是我们自身的逻辑要求。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寻求辩护，都不能说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只是别人的责任，或是在一定处境中的被迫的无奈。 因为任何处境之所以是我的处境，都是针对我的选择而言的。萨特指出自由与责任之间必然联系的意义就在于，这使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被迫”的，任何所谓的“被迫”
实际上都只有在我们自己的选择配合下才可能发生作用，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自由谋划的结果，我们都应该自负其责。生活中人们所谓的那种“完全出于被迫”的感觉，不过是人们为了逃避责任的“自欺”心理造成的。即使我受命去参加一场战争，但我既然参加了，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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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就成为“我的”战争了。 我的确是“被迫”参加的，但参加仍然是我的自由选择，因为“我随时都能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到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 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众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关系到选择的问题。”
假设我是不愿参加这场战争的，但同时我又更不愿丧失我现在的地位，不愿影响我的晋升，不愿危及我的前途和生命等等，这样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作了权衡和选择之后，我就“被迫”参加战争了。 但显然，这种“被迫”参加战争仍然是我选择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萨特甚至赞同法国作家若尔。 罗曼的一句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
（《存在与虚无》第７０９页）
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宁要战争而不要失去我的既得利益和前途，那么我就是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也许战争是别人宣布的，是别人组织的，但我一旦参加了，它就是我的战争，所以我没有任何推脱责任的余地。 这才是人的绝对自由的具体含义。 正是由于人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负起自由的责任，任何时候都没有托辞可言：“进行这场战争，就是我通过它来自我选择和通过我对我自身的选择来选择它。”
“而在我选择了的这场战争中，我每天每日都在自我选择，我在造就自己的同时把这场战争造成我的。。战争。”
（同上第７１０页）
萨特在这里讨论的责任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是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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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它主要是在承担自己的生命意义上，在道义意义上的责任，而不一定是依据造成损失程度衡量应得惩罚的技术意义上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而不是一般根据我的选择和具体情况可负可不负的责任。 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命定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命定负有责任。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生而为人并不是我的自由选择，我是被迫成为人的，所以我对我的生命是不应该负责的。 但是，生而为人是一种就给定的事实，就像我爬山时遇到岩石是给定的事实一样，我们生活处境也是给定的事实。 对被给定的事实，我们无法回避，只能以我们不同的选择赋予它不同的意义，使它成为我们实现目的必须克服的障碍或克服障碍的手段，而不能以自欺的方式无视它的存在。 我们的确是被迫负有责任的，正如我们是被迫自由的一样。 萨特一再强调，人除了“必须自由”这一点是不自由的而外，其余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所以人由于自由而来的责任是根本无法推脱的。 就算我想逃离责任，这“逃离责任”的欲望也是我自己产生的，所以对这种欲望我也是要负责的。而且，我出生这一事实远远不是一件天然的事实，它总是在我的自由谋划中才向我显出意义：我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羞耻，或者为我的出生而感到惊讶，或者为之而庆幸，而欢欣，都是在与我现在的生命目的相联系才产生的。 我赋予了我的出生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我的出生。萨特还把责任的概念扩展到整个世界。 既然世界的所有事件对人来说都只是机会，都只是作为一种我在利用的机会，我缺乏的机会，我忽视的机会，我错过的机会而向我显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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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自由选择的手段，那么对别人来说，它们也是机会和手段，所以“自为的责任就扩展到作为人民居住的世界的整个世界中”。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且也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