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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