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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