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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