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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