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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死了，我得回去办丧事。你们日本人也是讲忠孝的，不能不放我出去吧？”
“你父亲叫徐桐是不是？”
“是的。”
“徐桐顶相信义和团是不是！”
“不是，不是！”徐承煜说：“我父亲并不管事，他虽是大学士，是假宰相。这话跟你也说不清楚，反正他上吊死了，总是真的。请你跟你们长官去说，我暂时请假，办完丧事，我还回来。”
那少尉答应将他的请求上转，结果出人意料，“请假”治丧不准，但徐桐的后事，却由日军派人代为料理，起出浮埋的尸首，重新棺殓。当然，那不会是沙枋、楠木之类的好棺木，几块薄松板一钉，象口棺木而已。
不管怎样，徐桐是未盖棺即可论定的。而有些人却真要到此关头，才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其中最令人震动的是宝廷的后人。
宝廷是当年响噹噹的“翰林四谏”之一，为了福建乡试事毕，回京复命途中，娶了富春江上的船妓“桐岩嫂”为妾，自劾落职，从此不仕，筑室西山，寻诗觅醉，逍遥以死。
在他死前两年，长子寿富，已经点了翰林，寿富字伯茀，家学渊源，在旗人中是个读书人。最难得的是，寿富虽为宗室，却通新学，与他的胞弟寿蕃，在徐桐之流的心目中，都是“大逆不道”的“妖人”。
寿富、寿蕃以兄弟而为联襟，都是联元的女婿。联元本来是讲道学的守旧派，只为受了寿富的影响，成了新派，因而被祸。死后，一家人都投奔女婿家。寿富自觉岳父的一条命是送在他手里的，所以联军未破京以前，死志已萌。
到得两宫出奔，京中大小人家，不知悬起了多少白旗。寿富与胞弟相约，决意殉国，死前从容整理了遗稿，然后上吊。寿富是一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寿蕃就象徐承煜侍奉老父悬梁那样，扶他上了踏脚凳，亲眼看他投环以后，跟着也上了吊。寿富还留下一封给同官的遗书，请他们有机会奏明行在，说他“虽讲西学，并未降敌”。
深恶西学的崇绮，虽然也没有降敌，但跟着荣禄，由良乡远走保定。他的妻子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听说联军进了京，深恐受辱，命家人在后院掘了两个极深的坑，然后集合家人，分别男女，入坑生瘗。她的儿子散秩大臣葆初，孙子员外廉定，笔帖式廉客、廉密，监生廉宏，居然都听她的话，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了留下一个曾孙以外，阖门殉难。消息传到保定，崇绮那里还有生趣？大哭了一昼夜，在莲池书院用一根绳子，结果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此外举家投水、自焚、服毒，甚至如明思宗那样先手刃了骨肉，然后自杀的，亦还有好几家。只是汉人殉难的不多，四品以上的大员，只有一个国子监祭酒，名重一时的山东福山王懿荣。国子监祭酒，亦是满汉两缺，满缺的祭酒叫熙元，他是裕禄的儿子，平时不以老父开门揖盗为然，而此时亦终不负老父，与王懿荣一样，服毒殉节，不愧为士林表率。
尽管国门已破，京城鼎沸，而近畿各地，特别是西北方面，大多还不知道大清朝已遭遇了类似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的大难。
有个曾纪泽的女婿，名叫吴永，字渔川，举人出身，以直隶试用知县，办理洋务，颇得张荫桓的赏识，加以有世交李鸿章的照应，得以调补怀来知县。这个地方是出居庸关的第一站，地当京绥孔道，冲要繁杂，光是驿马就三百多匹，所以虽是一等大县，却是很不容易应付的一个缺分。
吴永为人干练，而且年富力强，倒也不以为苦，但从义和团开始闹事以来，这半年多的工夫，几乎没有一天没有麻烦，使得吴永心力交瘁，日夜不安。自从天津失守，溃军不时窜到，处境越发艰难，义和团亦有戒心，将东、南两面的城门，用石块沙包，填塞封闭，只留西门出入，日夜派人看守盘查，往来公文，用个箩筐从城头上吊起吊下，而且先要经义和团检查过，认为无碍，方始收发。
这天是七月二十三，黄昏时分，天色阴晦，益觉沉闷，吴永心里在盘算，唯有到那里去弄点酒来，暂图一醉，才是破愁之计。
就在这时候，义和团派人送来一通“紧急公文”。接到手里一看，只是捏皱了的粗纸一团，吴永心想：这叫什么紧急公文？姑且将纸抹平了看上面写些什么？
一看不由得大惊，入眼就是“皇太后”三字，急忙再看下去，横单上写的是“皇上、庆王、礼王、端王、肃王、那王、澜公爷、泽公爷、定公爷、濂贝子、伦贝子、振大爷、军机大臣刚中堂、赵大人、英大人。”在“皇太后、皇上”字样之下，注着“满汉全席一桌”，以下各人是“各一品锅”。此外又有“神机营、虎神营，随行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下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盖延庆州的大印。吴永看字迹，确是延庆州知州秦良奎的亲笔。
接着，又有驿站来的消息，慈禧太后及皇帝，这天住在岔道。这是延庆州所属的一个驿站，往西二十五里，即是怀来县所属的榆林堡，再过来二十五里，就是县城了。
吴永大为焦急，只有赶紧请了所有的幕友与官亲来商议，“荒僻山城，市面坏到如此，怎么来办这个皇差？”他说：“两宫明天一早从岔道启跸，当然是在榆林堡打尖，非连夜预备不可。”
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作不得声，最后是刑名师爷开了口：“以我看，不如置之不理。既无上官命令，而且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办不了皇差，势所必然。”他略停一下：“不接手还好，一接了手，供应不能如意，反会遭受严谴。岂非自取之咎？”
这种话不说还好，说了徒乱人意，吴永踌躇再四，总觉得事到临头，假作不知，不仅失却君臣之义，就算陌路之人遭难，亦应援手。至于一切供应，能否满上头的意？此时不必顾虑，只要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想来两宫看一路上萧条残破的景象，亦会谅解。
主意一定，立即发号施令，首先是派人通知榆林堡驿站，两宫明天中午在那里打尖，尽量预备食物，其次是悉索敝赋地搜寻库房与厨房，将比较珍贵的食料，如海参、鱼翅之类，全数集中，分出一半，派小厨房的厨子携带，连夜赶到榆林堡，帮同料理御膳。同时发出知单，请本县的士绅齐集县衙门议事。
这时已经起更了，秉烛聚议，听说大驾将临，所有的士绅，相顾错愕，不发一言。因为办皇差是一件极骚扰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家的房子好，要腾出来，那家有古董字画，要借来摆设，都是言出必行，从不许驳回的。但如今时世不同，何能与承平时期相比？所以这保持沉默，便意味着是不满，是戒备，如果县官提出过分的要求，立刻就会遭遇反抗。
见此光景，吴永赶紧用慰抚的语气说：“大家不必担心！两宫无非路过，住一晚就走的。至于随扈的官兵，亦容易应付。为了应变，家家都有存粮，分出一半来，烙点饼、蒸点馍、煮点稀饭，多多益善。能够再预备点盐菜什么的，那就更好了。至于价款多少，将来由县里照付，决不会连累到百姓。”
听这一说，满座如释重负，首席一位耆绅代表大家答说：“这样子办差，是做得到的，一定遵命。”
话刚说到这里，听差来报，义和团大师兄，带了十几个人，要见县官。吴永便告个便，出二堂，经暖阁，到大堂去接见。
“听说县官半夜要出城？”义和团大师兄问。
“是的。”吴永答说：“皇太后、皇上明天上午会到榆林堡，我要赶了去接驾。”
“他们是从京城里逃走的，那里还配称太后、皇上。”
“皇上巡狩全国，那里都可去，怎么说是逃走？”
“不是逃走，为什么舒舒服服的皇宫内院不住，要到这里来？”
吴永心想，这简直是存心来抬杠！义和团无可理喻，而且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同时也很厌恶，所以话就不好听了。
“太后、皇上不能舒舒服服住在皇宫内院，是因为义和团吹牛，说能灭洋人，结果连京城都守不住！只好逃走。”话还未毕，大师兄大喝：“住口！完全是二毛子口气！”他又暴喝一声：“宰了！”
吴永是有准备的，回身急走，吩咐分班轮守的马勇：“他们敢闯入二堂，就开枪，不必有任何顾忌！”
那些马勇原是恨极了义和团的，一闻此令，先就朝天开了一排枪，大师兄的气焰顿挫，带着手下，鼠窜而去。
二堂中的士绅，无端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