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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预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 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那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作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致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廛，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 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