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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加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NFEA6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矿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像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为了踌躇难决，陈宝琛想到不妨跟张之洞商量一下，于是写了封信，附上原稿，专差送达，注明“鹄候回玉”。结果，原稿退了回来，带回口信：“张老爷说，另外有信给老爷。”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46节诤言回天（2 ）
陈宝琛明白，张之洞必得先请示李鸿藻，所以不即答复。到了半夜里，陈家上下都已熄灯上床，起居无节的张之洞才派听差敲门来送信，拆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隐语，知者自解。陈宝琛颇有怅然若失之感。彻夜考虑，不知这片“附子”要投不要投？想来想去，只有取决于张佩纶。
张佩纶是常相过从的，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这天上午来访，陈宝琛将原稿跟张之洞的复信，都拿了给他看。
读到“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彰圣德”，张佩纶击节称赏，看完说道：“精义不用可惜！”
一言而决，陈宝琛决定附片并递，但张佩纶还有话。
“不妨打听一下，西圣近日意绪如何？如果肝火不旺，则‘附子入药’，必可奏功。”
“是！”陈宝琛更加快慰，“我的意思，跟世叔正同。”陈宝琛科名比张佩纶早，但因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跟陈宝琛是同年，所以他一向用“世叔”这个尊称。
于是又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情。马文植因为用药与薛、汪不同，而太监又需索得很厉害，不堪其扰，已告退回常州原籍。目前完全由薛福辰主治，颇得宠信，经常有珍物赏赐，而且御笔赐了一块匾额：“职业修明”。同时已由内务府另外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宅，供薛福辰居住。张佩纶跟他相当熟，自告奋勇为陈宝琛去打听消息。
到了薛福辰那里，张佩纶直道来意，是要打听慈禧太后，这几日病情如何，肝火可旺？薛福辰为人伉直豪爽，也不问他打听这些是为了什么原因，检出最新的脉案底稿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日常申酉发热，今日晨间亦热，头眩足软。今交节气，似有微感。”方子用的是：人参、茯苓、白术、附子、鳖甲、元参、麦冬、阿胶。
“依然是大补的方子？”
“是的。”答得更简单。
“岐黄一道，我是门外汉。”张佩纶说，“俗语有‘虚不受补’的话，如今能够进补，且为大补，自是好征兆？”
“也可以这么说。”
“多谢见教！”张佩纶拱拱手，起身告辞。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诸症皆去，已入调养期间，一旦潮热停止，便距痊愈之期不远。既然如此，便不必再费踌躇了，陈宝琛第二天便将折子递了上去。
张之洞得到消息，内心颇为不悦，跟人发牢骚：“他朋友的规劝，尚且不听，如何又能期望上头纳他的谏劝？”陈宝琛听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