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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