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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杂，遍涉各家，“大多与历史、文物、美术有关”。
十几岁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可领3块钱的补贴，随身的包袱里却揣着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2块钱的《兰亭序》，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后他为“湘西王”陈渠珍作书记，日常事务中一项便是整理保管古书字画、青铜器等，无事可做时就取出一件件鉴赏。他自己说，“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沈从文书法功底深厚，善书章草，20世纪20年代末，他给一位熟人写了个章草长条贴在壁间，刘半农得见，认定为明朝人所书。
沈从文搞文物研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度也包括家人。在学术上，他同样承受着来自同行的压力。他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叫作“杂文物”，多关注纺织物、马鞍、扇子、酒杯等日常用品，“杂得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业内人士的传统眼光来看，能不能算得上文物，有没有研究价值，都大可怀疑。汪曾祺很理解他，称其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1953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比如他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花4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的宋代暗花绫子等。主办者还让“当事人”陪同来京开会的博物馆同行们参观，“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意，领着他们参观讨论。
历博的几届领导，都不大重视沈从文，有副馆长说他：“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文物局长王冶秋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沈从文在历博没有一间办公室，“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他也发过牢骚，甚至感叹“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但抱怨完了，继续干实事，张新颖说这正是沈从文可贵的一面。他一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沈从文常自愿充当展览的解说员，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汪曾祺亲见他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1953年，军人王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去看历博逛展览。一个穿白衬衫五十来岁的人跟着他边看边讲，讲唐宋的铜镜，一个柜子就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我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地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直到要离开北京了，他终于忍不住请教老先生的名字，“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王后来成为考古专家，也是沈从文编撰中国服饰史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沈从文还是很多单位的义务工作员。1957年他到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学生去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他也给中央美院讲课，分文不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每次租黄包车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来上课，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文献和文物互证，他反感只是引书注书，“像一桶水倒来倒去”。周汝昌回忆，1955年注《红楼梦》，当时社会正是对“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而沈从文对启功“下笔极度谨慎”、竭力避免落实详解实物的注释不满，自己写了近五百条送来，“启功先生一见，吓坏了！”最后的结果是“一字不敢采”。凡此种种，可见沈从文之“不合时宜”。
放弃亦是不妥协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他的作品已陈旧过时，所以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沈从文的名字一时在文学史著作中几近消失。
但他对文学怎能忘情，创作欲望也并非完全寂灭，后半生还是零星写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向大哥感慨：“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沈从文曾构思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在他脑海里久久盘踞的故事：1936年，夫人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被国民党杀害，想以其为原型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创作假，但这部长篇最终还是没能写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张兆和谈及原因：“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沈从文想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保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与理念，而坚决不肯尝试《红旗谱》一类“成功”小说的手法。张新颖说他“也只能失败”。
1957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蛮有意思。”昔日老友如丁玲、茅盾等人，也一度是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1958年气氛松动，周扬请沈从文当北京文联主席，被他婉言回绝。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自甘寂寞，从不妥协，似乎能印证钱锺书的一句评价：“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有人用“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几次在运动中逃过一劫，但张新颖不太赞同。在他看来，有偶然的因素，比如黄永玉写过“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请北京知名人士“向党提意见”，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沈从文相邻，据说他发火了，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拒绝签名。后来却得以避过风头。但根本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
他的写作精力，投入到寄托一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上。1963年冬，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会谈时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情况不符；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于是沈从文一直默默致力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进展格外迅速。到1964年夏，样稿已基本完成。这本中国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正待出版付印，一股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风潮又让一切停摆了。
很快“文革”袭来，还惦记着修订书稿的沈从文，大概没想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真正问世要等到17年后了。
“好急人”是工作常态
“文革”期间，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首当其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竟是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尔后他被定性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被抄家，住房被占，分配的工作是打扫历博的女厕所，他苦笑道：“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1951年被执行枪决。他的命运是沈从文不声不吭握住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沈从文将弟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北京收养，“文革”时被注销了户口，辗转在亲戚间流徙。他痛心不已，毫无办法，病急乱投医，给江青写了封信，希望能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向他请教过写作，也旁听过他的课。但没得到任何回复。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张兆和已去了几月了。临走前，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抄家退回的资料乱堆到无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