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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岭沟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响水洞好多少，四面环山，山略低，河略小，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坡地，工程同样浩大而复杂。设计院的同志为了搞一份布置总图，真是绞尽脑汁，比如什么镶、钻、贴、嵌，缆车上下，能用的手段都用上去了，但就是拿不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总图。当时现场已陆续从上海、天津调来几十名员工，同志们面对工厂无法合理布局、生活区无从着落、湿度太大、运输费用过大、对外联络闭塞等实际问题，认为这儿也不能建厂，必须另选地点。为了说服部里同意另选厂址，大家仔细分工，搜集资料，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还购置了自动温湿度测绘仪日夜监测并做好记录 。同志们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数次进京向部里汇报。那时部里已经实行军管，1967年11月部军管会派陈国华等五人专家组来现场考察，陈是赴阿尔巴尼亚援建工业回国的专家。他们到实地一看，当即表示问题确实严重，最好另选地点，但是要向部军管会汇报，由他们来决定。
1968年5月，费尽周折，部里终于下达了文件，同意锦江厂“缓建”，可以另选厂址，原则是不超出关口丘陵地带。这消息震动了里边的两个兄弟厂，尽管他们也开始“造反”，并在部里闹得很凶，但是由于他们已经破土动工，造起了一些工厂建筑，部领导以主管经济建设的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凡已开工项目原则上不再变动”的指示，驳回了湔、岷二厂迁址的请求。1968年11月19日，四川省革委会下文批准锦江厂在关口选定的新厂址建厂，想不到遭到了邻居四机部属下的913厂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是为解放军总参生产军品的保密厂，周围建民用厂不利于该厂保密。官司打到部里，四机部把球踢到总参说是总参反对，总参推到国家计委，计委转到国家建委，建委又把矛盾交回到机械部，最后由四川省召集有关方面协商，四机部作了让步，规定锦江厂的围墙与913厂的围墙必须间隔500米。这一扯皮，又把锦江厂址的正式批复推迟了一年。直到1969年11月李大章根据李富春批示，再次确认锦江厂在关口砖瓦厂旧址上建设工厂。尘埃落定，锦江人欢腾雀跃，经过三年多的折腾，锦江人终于有地方安家了。
第一件产品：“七一”牌喷油嘴
珍宝岛的枪声，吹响了加快三线建设的进军号。1970年3月23日，锦江厂在丹景山下破土动工。那时候，政治挂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很少有讨价还价。当然，各人的支内动机不尽相同，但报国情怀占了主流。一时间，推土机的轰响和高音喇叭的歌声共鸣，大吊车的铁臂和扁担、铁锨、十字镐争雄，随处可见年轻人矫健的身影，“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修反争时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标语牌和铁人王进喜的巨幅画像环立山头。
锦江厂的第一座建筑是一间简易厂房。当年5月上柴厂100多名工人奔赴现场，开始产品试制。那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边基建边生产”的指导方针，宿舍楼还没修建，干部们都住在用芦席毛竹搭建在泥巴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工人们借住在离厂区3公里外的一个破旧教堂里。
初期没照明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没自来水，就打河沟水用明矾净化；没厕所，就到老乡的茅房方便，那臭气和蠕动的蛆虫让女孩们非常害怕。几个月后当男女单身宿舍和两栋三层楼的土打垒家属楼造好后，食堂、供电线路和水泵房也随之开通，生活状况才得以改善。
1970年7月1日，我还在上海柴油机厂实习，中午吃饭时听到广播里传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锦江厂第一批‘七一’牌喷油嘴生产出来啦！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要知道柴油经过高压从喷油嘴呈雾化喷进油缸燃烧才能产生动力，故油泵油嘴有柴油机的“心脏”一说，是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机械配件几乎全部依赖苏联。那时用一头肥猪才能跟老大哥换回一副喷油嘴。若干年后，一位领导同志刚到四川主持工作，就询问四川有没有油泵油嘴厂，可见他对农业大省和战略后方有无专业化的油泵油嘴厂是多么关注。
被命名为“七一”牌的献礼产品，其实是从上柴老厂拿来的半成品到锦江现场做几道最后工序后装配而成，其政治意义远超其经济价值。自那以后，上柴厂不断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被动员上三线，机械部也在全国系统内为锦江厂配备管理人员和定制机械设备，并花巨额外汇从国外进口精密检测仪器仪表。机械部重点骨干企业、西南地区最大的燃油喷射系统生产基地、因选址问题被延误三年多才开工建设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就此铆足了劲，大干快上，誓把损失了的时间夺回来。
当时新到现场的年轻人都被编入基建连参加工地劳动，下设两个排，每排三个班：男子抬砖班、女子挑砂浆班、混编拌浆班。我当时任基建连一排排长，每天跟大伙一起在工地抬砖、预制板、鹅卵石、水泥等。我们主要为建造宿舍楼的建筑队当小工。一天下来，个个都疲惫不堪。厂区建筑由正规施工队包建。但厂区道路、车间地坪都由我们去加班完成。加班没有加班费和调休，只有两个馒头，偶然也会有猪肉萝卜馅的包子吃。
由于宿舍楼依山而建，坡度较陡，卡车把建材送到坡脚，然后由我们往上扛。一栋四层楼房，往往一个月就能结构封顶。那阵势简直是拼命了！一年中我连参加了四栋宿舍的建造，许多人落下腰疼病，就连当了两年知青的当地小伙子也喊吃不消。
1972年，工厂竣工验收后不久，一机部在我厂召开了西南片区三线建设现场会，把我厂立为三线建设多、快、好、省的典型，充分肯定了我厂的成绩。通过基建验收后，全厂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以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了。从此，工厂生产逐步走向正常。这期间，上海、无锡来的师傅们成为生产骨干，也言传身教带出了许多徒弟，为工厂的生产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加工资的悲喜剧
中国工人阶级在担当国家使命上毫不含糊，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中断了调资工作。1972年4月各单位按上级指示给低工资人员作适当调整，这类人员较少，影响不大。此后一直未动，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年11月，终于传来调整工资的消息，但上面定了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能加。这可给工厂出了难题，将近两千职工，手心手背都是肉，加给谁好？别小看加一级工资才6元钱，那时的物价低，四川这里的猪肉、食用油、白糖、鸡蛋都是6毛8分一斤，米才1毛2分左右一斤；锦江厂食堂的荤菜如大排、大肉、狮子头、炒猪肝都是2毛钱一份。而且当时从上海支内的小青年都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这六元钱的用途可大呐！尤其是沿海来的三线人，背井离乡，意外支出更多。比如上海家里一有情况就得往回赶，一个来回的路费等于两个月的工资没了，还不算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如果探亲假用完只好请事假，事假要扣工资，所以有句话说三线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铺了铁路”，这是千真万确！有好几位上海同志甚至连父母辞世都未回去奔丧。我曾做了一个统计，我爱人从1975年到1996年，21年间回上海14次，平均一年半回去一次，其中生孩子得了肝炎请了将近一年事假。那日子过得紧巴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一听说要加工资，大家谁也不相让。有的车间没法子，按比例把名额下放到工段，工段只好采用投票决定谁加。某日，段里开会投票，一边唱票一边在黑板上画“正”字。某兄是无锡来的，已有两个孩子，盼了多少年才有这一回加工资，他工作表现还好，对自己也抱一定希望。谁知唱票已过半数，他的得票数始终忽进忽出，气氛紧张到极点。突然，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一下子瘫倒在地。那边唱票还未完，这边赶紧把他抬到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紧急处理，他苏醒过来，是过于紧张引起的心脏异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唱票结果，他滑出名单之外。厂领导考虑再三，从别处挤出一个名额给他，算是对他的特别关怀。
这次调资，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各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