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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师资薄弱的现象在后方普遍存在。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便有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原后方前进厂一对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他们把3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1个月。后来，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进入监狱。因此，在后方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三线职工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忧虑，使得后方不安定因素日益滋长。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刚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又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因此这些年轻小伙到了适婚年龄时，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在与原后方仪电公司工会副主席贺兴根先生的聊天中，他提到曾为公司里的男青年刊登过征婚广告。无独有偶，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后方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叫东方红医院）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尤其来应征的都是市郊女农民以及在农场工作的女青年；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在就医方面，后方虽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原材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
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后方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的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员工的工资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在后方协作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的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是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侧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后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小三线职工的优秀才学在后方得不到发挥。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比如，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馆翻阅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起始与终结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成，在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使命后，却随着时代的变迁，滞后于时代的洪流，其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1988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让这些小三线厂与上海郊区的一些厂进行联营，上海的员工全部迁回到上海、分配到上海各个与三线厂联营的厂中，而在后方的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锦江厂，一个三线企业的传说
作者：倪同正 字数：7193
当战争的阴霾逼近时，重新构建中国的经济布局，把军事工业向西部转移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大方向。在那个年代，有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有人民群众大无畏的精神，三线建设在“文革”动乱之中照常推进。在千军万马建三线的洪流中，从上海来到成都平原西部丹景山麓的锦江油泵油嘴厂，从蓬勃兴起到苍凉落幕，仅仅用了37年。
选址折腾了三年
1966年3月，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刘昂，基建司司长邢安民来川和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程子华、阎秀峰共同研究为“三江厂”选定厂址，当时由刘、邢率领上柴、锡柴、杭齿和八机部洛阳设计院的代表，驱车深入成都市北部的彭县（今彭州市）白水河地区考察，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选定了“三江厂”的厂址。
为什么要把这些农业机械企业安排到这样的地方呢？据说二战时期德军专门搜寻轰炸苏联的轴承厂和油泵油嘴厂，把这类工厂破坏掉，就能以较小的代价使得对方飞机、坦克、各种战车难以动弹，收到最大的效果。“三江厂”到了战时就是军工厂，因此要找个特别隐秘的、可靠的地方。
最初的方案是锦江厂在最外边，靠近白水河镇，地形、位置算最好，令其他两个兄弟厂的同志羡慕不已。湔江厂在响水洞，坡陡沟深，条件最差，岷江厂在中间。后来建厂指挥部考虑到湔江厂是铸锻专业厂，摆在最里面不利于运输，就将锦江厂和湔江厂来了个对调。这一变动，无疑使另外两个厂的同志从心理上得到安慰，因为人家从大上海来的人都能在深山老林里安家，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湔江和岷江二厂抓紧搞三通一平，首先破土动工干了起来。
1966年10月，当锦江厂第一批30多名职工到达响水洞时，看到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的山窝，感到在这里制造技术密集型的油泵油嘴产品简直是开玩笑。等到设计院把施工图交给承担基建任务的省建六公司三处的同志一看，他们连连摇头，说是从来没有在这种高低落差达百米的山地上建过厂，叫我们通过上级另请高明。矛盾反映到部里，曾担任过洛阳拖拉机厂厂长的杨立功副部长亲自到现场进行查验。锦江厂的刘汉生厂长搀扶着他边爬坡边介绍，老人家连拖带爬还没到主场地就下坡不看了，他批示另选厂址。为了不影响另两个兄弟厂的情绪，规定范围不超出10公里。于是我们厂选到了小渔洞镇附近的梅子岭沟。
梅子岭沟的实际情况并不比响水洞好多少，四面环山，山略低，河略小，仅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坡地，工程同样浩大而复杂。设计院的同志为了搞一份布置总图，真是绞尽脑汁，比如什么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