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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完报告后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8月2日夜里，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也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6日清晨6点，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他原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综合利用问题的计划）得重新考虑。”8月12日，毛泽东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退回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急切地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30日，邓小平批示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研究后提出的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印发。报告建议：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迁移一部分到三线。4、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5、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吃穿用”结合三线建设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国际形势真的很险恶吗？
经过了十几年，三线建设完成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钢铁基地和航空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的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云南的船舶工业基地等等。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三线建设是否算一种浪费？
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选在不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整体数据下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案例。
从1983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