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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逝世的第二年，日本国终于发生了兵乱。
藤原仲麻吕以在平城京无法争回大权，便到自己的据点越前（奈良之西的海边城）起兵，侵入越前与奈良之间的近江国，拥立盐烧天皇和奈良的孝谦太上皇兵戎相见，孝谦在军事上是有布置的，近江与奈良之间，有伊势、伊贺和山城三地，环形拱护着奈良都，孝谦派兵出击，自伊势和山城两路作钳形进入近江，把仲麻吕的前锋兵击破。
这一战，藤原仲麻吕完全失败，他战败，在湖边被杀。
孝谦在战胜之后，把倾向仲麻吕的儿子淳仁天皇废了，囚禁起来。完全依照唐朝的方式行事。
大乱平息，是公元七六三年底，日本纪元一四二三，孝谦天皇的天平宝字七年。唐皇朝的代宗皇帝广德元年。
次年，孝谦女皇正式复位，并改名为称德天皇，但年号仍用天平宝字。到了第二年（公元七六五年）才改年号为天平神护。又发生了一次内战，那是和气王叛变，女皇又将之敉平。
据说杨贵妃一直和女天皇在一起，而且获得信任。她参与重要的决策，在和气王事件之后，道镜禅师在朝中代替了从前的藤原仲麻吕的地位，独揽大权，和女皇帝有了权力斗争，道镜以太子之位未定，罚谋篡位，自为天皇。公元七七○年，又被女皇所完全击败；女皇任命藤原永手、吉备真备为左右大臣，这一年女皇帝死了，嗣位的是光仁天皇，由藤原百川和永手拥立。中国方面的史书记载，对孝谦天皇一代皇位的变动很乱，对以后光仁天皇朝、桓武天皇朝也乱。
在日本，当称德女皇死后，对杨贵妃的传说就少了下去，只有说迁都到平安京时，杨贵妃仍然活着……
公元一九七三年作
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
中国历史，就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突出的女人，“特出”，指其本身的姿色美丽以及和政治的关联；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其次，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的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的美女，是祸水！虽然褒姒并未使周亡，但丈夫被杀，王都东迁，人们也就含糊地将之列入亡国祸水类中。
这是中国史上可考的最早的三个朝代，便已如此了。往后去，文明进化，政治权力兴替间，总会有一些美丽的女人出现，组织和构成所谓的“历史悲剧”，于是乎，有所谓“女祸”，有所谓“红颜薄命”等等说法。
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大致是少有“福寿全归”的。长春不老的夏姬下落不明，西施是否被淹死不知道，后人珍惜一名美人，把她送给范蠡作结，聊以自慰而已；其余如楚霸王的虞美人、汉高祖的戚夫人，死得都很惨。王昭君虽嫁得很好，丈夫死了，丈夫的儿子再娶她（不是她的儿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但在汉民族的心理上，这样的远托异国，又总是可悲的。再往下数，历史美女，几乎脱不了悲终。而从青春华茂到悲辛收场，有史以来，集其大成而又奇诡多变，故事流传最广最久的，要算唐朝玄宗皇帝的贵妃杨玉环。
我处理中国历史，以夏禹为有史之起点，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传说，完全不能称为史；此后，我的大划分代为：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南北朝的大混乱，唐玄宗天宝之乱，蒙古人统治中国，孙文创中华民国。
这个大划分，以唐玄宗天宝之乱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天宝之乱以后，中国就长期向衰了，这是从文治教化整体的辉煌而言，一时的武力或疆土扩大，是不足道的。
天宝之乱，主要人物或代表人物，自应是当时的皇帝李隆基，但史家和文学家们，把天宝之乱的重点落在马嵬坡事件上，于是，杨贵妃便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人物。
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但让一个并非政治性的女人来承担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包袱，又是中国趣味——中国哲学的奥妙所在。
把这个大包袱让杨贵妃背上，在当时就已如此了，在此，可以引二十八字为证；唐僖宗朝宰相郑畋有诗如下：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一首诗后面十四字去掉也不妨，前面十四个字，写尽了大唐皇朝由危亡到复兴的关键所在：“杨妃死”，危亡的厄运解除，“肃宗回马”，即太子李亨离开父皇而领一军奔灵武自立为帝，展开反攻，收复失土，中兴唐皇朝，亦即“云雨虽亡日月新”七个字所表现的，“云雨虽亡”是杨贵妃的，“日月新”则是唐肃宗的，那意思是：杨贵妃虽然遭难，但唐皇朝终于复兴。
这一首诗包含的意义很广，对杨贵妃之遭难，寄予同情——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所。
——中国的旧诗，作得好的，常能用极少的字包含叙事和评论在内；但毛病在于这需要熟知史事的人能了解，即以上举郑畋这首诗，后来被人改（或抄误）成“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本意全失，且成俗唱了。
我引此，用以证唐朝人把本朝的兴亡之际的大包袱推到杨贵妃身上。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史的转型期，是以越到后来，杨贵妃所背的包袱也越大了！从夏禹开始到现在，四千零数十年间，没有一个女人身负的包袱有如此之重大的！
平时，我们泛泛而道杨贵妃，一个美人，自霓裳羽衣舞至婉转蛾眉马前死，繁茂悲辛的故事，乃至情天长恨，属于儿女情，但是，扩大了来看这一个故事，所包含的实在很多。
以上是杨贵妃故事政治、历史的方面。
而在文学上，杨贵妃其人更张广大，自公元七五六年杨贵妃死（官定的死期）到如今，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了中国文学创作最大最广的共题。
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藉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中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上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娶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