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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不但”
、“而且”
、“然而”
、“首先”
、“其次”、“反之”等一类副词。作者说，此书毕竟“可以作为我们从事已久的较全面的研究的一个绪论”。
我们可能难以在这个“绪论”中将赫舍尔的全部思路理出个头绪。 与本书的厚度相比，本书的目录比较详备。 读者或许可以从目录中看出作者思想的端倪。 这里我们只想对“人是谁”这个问题的提出略作分析。
长久以来，伦理学所探究的问题是“我应当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伦理的规则可以代替你决定在具体境况中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 这样的伦理学是无用的。 与其提出诸如“我应当做什么”这类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如提出“我是什么”亦即“人是什么”的问题。“人是什么”即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某物是什么”这类认识论问题不同。“某物是什么”以及我们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并不影响该物。 对“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不影响马的行为。 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则不同，它深刻地影响到人自身，影响到人的行为。“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价值问题。 例如如果从动物出发来定义人，认为人对人是豺狼，人的本质就是彼此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或者说人没有与动物不同的共同本质，人不具有神性而只具有兽性，那么，人就会极端卑鄙，以最恶劣的手段惩治异己，人就会变得残酷无情，尔虞我诈。 又如，如果从机器出发来解释人，规定“人是机器”
，那么，人就会成为驯服的工具，不肯用头脑去思想。因此，提出“人是什么”比提出“人应当做什么”更有意义，更有助于解决伦理道德价值问题。 赫舍尔认为，提出“我应该做什么”这个传统的伦理学问题，是把“我做什么”
（ｄｏｉｎｇ）同“我是什么”
（ｔｈｅＩ）割裂开来了，似乎伦理学问题（做什么）是附加在人的实存（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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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上的另一个问题。 但是伦理学问题说到底是个“自我”的问题，而不是行动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的生命”如何度过。人不仅要为他做什么负责，更要对他是什么负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是如果没有它，则不能理解“我是人”中的“人”指什么。但是，如上所说，人不同于物，因而提出“人是什么”仍然是以事物的眼光来看待人，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恰当表述应当是“人是谁”。
人是谁？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是：人是探究关于他自己的问题的存在。 正是由于提出这个问题，人才发现自己是人。 人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的状况。“人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指人类的本性，而且指的是人类个体的处境，指的是“人的存在”中的“人”。因而我们讨论的，不仅是人的存在，而且是：什么是做人。“人是谁”
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 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异常重要，以至全部的困惑和灾难都源于对这个问题未能作出合理解决。 赫舍尔说：“我们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因我们对人的无知而感到吃惊和好奇，感到愕然和难堪，我们知道人制造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或者可以期望他是什么。 我们的全部文明建立在对人的误解上，这难道不可思议吗？人的悲剧是由于他是一个忘记了‘人是谁’这个问题的存在，这难道不可思议吗？忽视了对他自身作出鉴定，忽视了什么是人的真实的存在，使人采取了虚伪的身分，假装就是他所不能成为的，或者不承认他的存在的根基中的事物；对人的无知不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错误的知识。”
人的理智的力量是巨大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证明了这一点。 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可以借助于科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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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宏观宇宙和微观粒子，但独独不能认识自己，这是人的可悲。 人的可悲不在于他缺乏知识，人的悲剧不是认识论上的缺乏，而是人的偏见与虚伪。 人如果对自己根本缺乏认识，那倒是一件好事。 可怕的是，人类往往听任各种谬误的支配，从而假装出另一副样子，做出与自己本性不符合的事情，忘记了自己生存的根本，从而使自己的生存失真，走样。所有一切对人的误解（而不是无知）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传统哲学是从知识出发来说明人，而不是从人出发来说明人。 把人的本质看作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那就会把人看作理智实体（笛卡尔）
、制造工具（富兰克林）
、生物本能（达尔文）
、权力意志（尼采）或心理能量（弗洛伊德）。
赫舍尔认为，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明确说明人。 从人出发，就是从人的矛盾和困惑出发。 人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是出于好奇和求知，而是一个疑难、一个麻烦，是人遇到困难、窘境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理智的活动，它要求解答。 但一个疑难则是生存的活动，它要求解决。 正如锁子所需要的不是一堆关于锁子的内部构造的原理，它要求的是一把与之相配的钥匙。疑难起源于处境，现代人的疏忽正在于他们忘记了自己生存的艰难处境。现代人麻木不仁，对自己身临其境的苦楚凄凉、孤单无援、不由自主的状况，毫无知觉，因而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是谁。 人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却心安理得，自鸣得意。 更悲惨的是，人们往往用一大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构织成美丽而动人的花环，掩饰自己的悲哀和不幸。 其实，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就是忘记了“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忘记了哲学本身。曾经有人认为，哲学起源于好奇，起源于求知的欲望。 就探求世界的本真来说，就探询科学的定理来说，哲学可以说是起源于好奇与求知。 但哲学不仅仅以自然为对象，从根本上说，它以人为对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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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对象的哲学，不是起源于好奇、惊讶、敬畏，而是起源于苦恼、困惑、疑难。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思维术》中提出探索的五步法。 他认为探索起源于疑难的境地，即感到疑难的存在。 当出现疑难的感觉，发生困惑或疑难时，探究便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生并非时时处处花好月圆，万事如意，踌躇满志，径情直遂，生活并不是流金溢彩，皆大欢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如果环境对你百依百顺，那就用不着思考，也用不到哲学了。 真正的思想是碰壁之后才发生的，是遇到困难、挫折、牺牲、不幸、压制与逼迫之后发生的，是碰到困难，面临抉择时发生的。“杨子哭歧道”
，身临歧路，悲悲泣泣，不积极采取行动，这是顶没出息的。 人的问题因而就不仅仅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考。 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的处境。 每一个新的处境对人都是新的疑难。 人的疑难是个古老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 我们每次却必须重新经历危机、窘迫、困境。 每遇到一个新的处境都必须从头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之所以必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异常突出，是因为我们空前地遇到了新的困境。 例如，生态危机与人性的堕落，迫使我们提出，我们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代人了吧，人类面临着末日吧！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天灾人祸，兵燹水火，促使人们考虑社会政治伦理。赫舍尔提出，奥斯维辛事件和广岛事件之后，难道我们还应当固守某些陈旧的哲学信念吗？
哲学还能那样我行我素、悠闲自在地谈论一般人的本质吗？
空前的劫难，残酷的暴行，兽类的行径，难道不应发人深思吗？人的问题在我们时代变得迫切，这一点也用不着奇怪。“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如果没有惊诧和震动，那就不会有自我觉醒和意识。期望从《人是谁》这本小书中得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答案的读者会感到失望。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在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