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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财富、观念等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所以它理应属于人的社会性范畴，而绝非人的本性。
没有汽车、洋房，没有尊贵的血统和良好的修养，都并不妨碍人们和平的、有价值的生存。在生命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公平对等的机会和尊严，这些机会和尊严绝不应该随着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优势占有而成为被唾弃的垃圾。
但有时候，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的发展总是要把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摆到生活的前台——这一口遭殃的是河南人。
河南惹谁了？河南人惹谁了？为什么耻辱的“金印”要打在他们的脸上？那些恶言相向的诽谤者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站在公平的肩膀上，从歧视的背后看过去——看看那里到底是埋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一、“精灵”的路程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人世间曾经非常美好，一片光明。
后来，有一位名为潘多拉的仙女为美仑美美的人间带来了一只神秘的盒子，盒子打开后从里面逃出了无数的精灵——“嫉妒”、“仇恨”、“恐惧”、“迷茫”、“血腥”、“瘟疫”、“悲痛”、“战争”、“欺骗”、“扯谎”，还有就是“偏见”和“歧视”。
从此，人类就不断地受到这些“精灵”的骚扰和攻击。
“歧视”的精灵现在已经降落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必须进行反击，必须把这个骚扰我们灵魂的恶魔赶出去。否则，它就完全有可能毁掉我们平静的生活，毁掉我们在创造幸福的过程中付出的所有努力。
搞清楚这些“精灵”从哪里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这个“精灵”在歧视人者内心搭建起来的认识积变的阶梯，也将有利于我们看到被歧视者在“精灵”的鼓噪下一步步变成妖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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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们尚没有进化到产生自我意识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猫们绝不是因为被狗歧视才望风而逃、四处奔命的。
无疑，歧视是人类自己的伴生。
原始社会中，个人对抗自然的能力相对低弱，一个种群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种群的支撑（歧视只能使他们各自孤立，孤立则意味着他们都放弃生存），再加之社会剩余财富的稀有，所以，在生存的命题面前人类只能够选择合作，而“歧视”的因子只是在个人之间的很小范围内存在和流行。但当社会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出现剩余并为某一阶层稳定占有的时候，原来只在个人之间出现的“歧视”因子就会在种群和阶层之间产生并成长。当这种因子被放大为一种阶层的共识的时候，歧视就成了阶层间自我区分的重要标志。
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歧视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每一次艰难跨越。它让我们一再毁灭掉自己心中的人文理念，盲目地跟从着它由文明的、智慧的巅峰来到蛮荒的、感性的旷野，一路弥漫着的到处是思想的腐臭和血腥的气息。
随便翻开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河南人并不是歧视的惟一受害者。尤其在人类社会的荒蛮时代，歧视更是成为了人类灭杀同类的极端利器。
欧洲的中世纪是宗教歧视像毒蛇一般蔓延的年代，许多优秀的人物和无辜的平民都成为了“歧视”肆意残害的靶子。还记得因为宗教信仰而引发的“十字军”东征么？铁蹄过处，流血漂橹，几乎半块欧洲的版图都被浸泡在浓浓的血水之中了；还记得“圣女贞德”么？这位保家卫国的巾帼豪杰最终也是被侵略者以“妖魔”的名义夺取了年轻的生命，只给后人留下一段遗憾的传奇；还记得哥白尼么？这位“日心说”的创立者同样也被以“异教徒”的名义押上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在古印度，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首伦罗“奴隶们不仅不可以与上等人说话、齐肩，人们甚至认为看到他们的人都会有灭顶之灾。在南美洲的雅玛古国，高等级的人犯了罪只需交纳些许赎金，而低等级的人犯了同样的罪却要被剖腹剥皮。
当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从精神和体制上砸开了中世纪的沉重镣铐之后，世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近现代科学与文化的不断发展，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人们彼此之间的自由和公平。但是，“歧视”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人们的眼睛。黑人被歧视，怀着一个美好“梦想”的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得·金倒在血泊之中；犹太人被歧视，千百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残酷屠杀，牲畜一样被送进了灭绝人性的集中营；中国人被歧视，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着凶狠残暴的日寇，四万万同胞一起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呼声。
歧视让人变为野兽，也让人与人之间变为仇敌。
所以有人才这样说：“除了人类，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动物会以如此同类自残为快事的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将歧视后面的东西摆上台来，那就是可怕的偏见。
消极意义上的偏见是指对于根据错误或不完全的信息概括而成的可辨识团体的敌对或负面的态度。
——阿伦森（美）
历史为什么会常有“极其相似一幕”呢？偏见应该是它的重要成因之一。
这种对客观事物“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式的认识方式让所有固执己见的人们反复品尝到了过去曾经品尝过的苦头，即使在今天也不例外。如果刚才笔者所提及的“古代歧视录”还没有让大家感到某种切肤之痛的话，那么，看看今天的“现代歧视录”，一定会更让你觉得触目惊心。
不幸的犹太民族历史上屡遭劫难，但至今还在经历着偏见和歧视的侵扰。
就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军界最有权力的官方长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在一次《关于犹太人对国会山的影响》的公开演说中说道：“现在，犹太人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你们知道，他们拥有这个国家的银行、控制这个国家的报纸。请看看犹太人的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意图就都一目了然了。”
还是在美国，1977年，总统尼克松先生在“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被公开以后，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从中听到了他所表达的类似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假如这些国外的例子还不能让您感受到由偏见的惯性带来的强大破坏力的话，那么，再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歧视录”，也许让你对它会有些更深刻的了解——如果大家还没有对诸如“右派”、“地主”、“资本家”、“走资派”、“大毒草”、“坏根苗”这类词语感到陌生的话，就一定记得那个充满了政治歧视的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是“轰轰烈烈”，棍子横飞，鲜血四溅。无端的歧视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切开了那位名叫张志新的女士的喉管，目的就是不让她喊出自己的声音；可怕的丑化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动手打碎了祖先留下的无数价值连城的遗产，目的就是不让“孔老二”复辟变天。
从偏见、歧视，到“打倒”、“消灭”，当时已经失去理性的国人把歧视延展出来的攻击性也发挥到几乎疯狂的境地。
刘少奇，这位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卓越领袖同样也是在这样迫害下，在河南开封某处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死去的时候，他的头发有整整一尺多长。
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复兴、国力的强盛都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豪迈和惊喜。但是，就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候，歧视的因子也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悄悄发生着变异。
当初，我们嘲笑过邓丽君，蔑视过喇叭裤，反对过小胡子和蛤螟镜；我们也曾经看不起万元户，批评过牛仔服，甚至拒绝过摇滚乐和企业股份制。
可今天呢？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吸收、被消化，并被为我所用之后，人们当初的所谓“正统看法”反倒成了笑谈的把柄。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开始把歧视的目光对准了河南这个特殊的地域，大家开始嘲笑他们那里的人“很农民”，鄙视他们的“粗野俭啬”、“奸诈滑头”，甚至把他们全部丑化为带着“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的刁民和盲流。
吃过一个河南人的亏，他们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