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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照片造成的效果，也是轰动性的。当这些照片迫于盟军的压力，刊载到日本各家报刊上的时候，日本民众才明确知道，前方的日本士兵都干了什么。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同样也触动了大量的日本人。原本认为自己只是被美国人打败，不应该接受中国人作为法官和检察官审判的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明显小了不少。
而在中国南京，当大量的照片和证据被中国报纸报道出来后，许多人泣不成声。虽然战争过去，时隔多年。但是，留存下来的人，对于往事的记忆不曾模糊。还真就有人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自己的旧识，原本以为只是在战争中失去了联系。却不料，早已被日本人残害而亡！
一时间，遍地哀声。为了祭奠死者而燃起的香火连绵不绝十几日。而余生的苦心孤诣，搜集证据，证明历史，让日本人无法对南京大屠杀抵赖之事，也被众人赞颂不已。隐隐然，便有几家报纸将余生定为民族英雄。
不过，余生的证据虽然全面，但是日本人抓住了余生身为中国人，并且是著名的电影导演这一点。非说这些拍摄者未知的照片，是余生找演员配合表演出来的。听得众人火冒三丈。
而审判也只能继续下去。随后，检察官团队从中国找来的，在真实历史上出现过的证人们纷纷登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约翰马吉。
约翰马吉于一八八四年出生于美国，在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一二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随后，便在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这种传教士，自一八四零年之后，便在中国出现，从此之后络绎不绝。有的人对于中国有些善意，约翰马吉便算是其中之一。
约翰马吉在南京道胜堂，一直传教到一九四零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驻南京时，约翰马吉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便是号称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约翰马吉为中国人做的最大贡献，除了在战争中救助了无数中国人，在两个月时间中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四百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之外，便是用一台十六毫米摄影机，将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拍摄了下来。并流传后世。
约翰马吉总共拍摄了四盘摄影胶片。总长度达一百零五分钟。这些镜头是留存到后世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并由其子大卫马吉，在后世二零零二年，捐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第二百五十三章 约翰马吉
与原本历史唯一有所不同的就是，在约翰马吉出庭作证之前，曾与余生有过联系。毕竟，余生在美国的产业并不在少数，如今手下的员工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联系出生于美国的约翰马吉很是容易。
经过余生的劝说后，约翰马吉给日本人准备了两份惊喜。
在证人宣誓，庭长威伯按例询问了约翰马吉的姓名、出生地、职业与在中国的时间之后，约翰马吉开始讲述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威伯问约翰马吉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是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呢？”
约翰马吉回答道：“令人难以置信地恐怖！在几天内就迅速开始了屠杀，通常是单个的日本士兵，有时是三十多个日本士兵一起四处游荡，每个人似乎都掌握着生杀大权，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不久南京便陈尸遍地，我曾经碰到过成队的中国平民被押走杀害。”
“这些人主要是被用步枪和机关枪杀害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刺刀刺死。一位妇女告诉我，她丈夫的双手在她的面前被绑了起来，然后她的丈夫被扔进一个池塘，而她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本人不许她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在她的面前淹死了。”
……
“十二月十六日，他们（日本士兵）来到一个难民营，我对这个难民营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我的基督教教会成员聚集的地方，他们从这里抓走了1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牧师的十五岁儿子。四天后，这十四人中的一个人——他是个苦力——回来向我们诉说了其他人的命运！”
“他们被和其他一千多人集中在一起，押往长江边，在那里，他们被用机关枪像割草一样从队伍两头射杀了。在子弹飞来之前，这个苦力猛地倒在地上。没有中弹。周围其他人的尸体盖住了他，他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天黑，得以逃脱。”
……
“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大使馆的田中副领事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南京城北的下关。辨认一处外国人的财产，他要在这处财产上贴出告示加以保护。除了坐他的车外，我无法出城。我们走近路，穿过一条小巷子，但是很快就碰到了许多尸体。我们只得把车倒回来，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从这条小巷子通过，除非从这些尸体上轧过去。”
……
威伯又问道：“在占领南京后，日本士兵是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的呢？”
约翰马吉道：“事情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恐怖。每天都有强奸事件的发生。很多妇女、甚至儿童惨遭杀害。如果一名妇女拒绝或反抗的话，她就会被枪杀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相片，拍了一些录像，记录了这些妇女所受的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
“还有很多其他此类事件。我们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外国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阻止他们把男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强奸女性。……”
“如果有任何真正的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制止的。当时这种事情完全没有被（日本人）当回事。一天，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和一名日本军官一起去他的家，拉贝先生收留了许多中国女性，在他的院子里大约有二三百人，她们在院子里搭起了小帐篷，那天当他和那个日本军官一起到家时，他们看到一名日本士兵正在一个帐篷里强奸妇女，那名军官所做的只是打了那名士兵几个耳光，拉贝对此感到极其恶心，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在一月三十日。我们要处理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日本人试图——他们找到我们，试图强迫我们把这些女性从安全区遣送回家。”
威伯追问道：“那是哪一年的一月三十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他们（日本人）不希望我们——他们不希望这些女性受我们保护。我们决定作出一些顺从的表示，因为我们担心整个安全区会被解散。”
“因此我们建议年纪较大的女性回家。但我们仍然把年轻的女性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我们很快就听说这些妇女从安全区回家后，强奸事件又开始了，而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我们在安全区内是认识的。”
……
在这个问题回忆完之后，威伯问道：“马吉先生，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是如何对待私人财产的呢？”
“日本士兵抢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手表、自来水笔、钱、衣服、食品。我曾经在最初的几天里把一个弱智的妇女送到医院。她在夺回被一名日本士兵抢走的被褥时被这名日本兵刺伤了脖子。日本士兵根本不理会他们自己的领事馆张贴的关于保护外国财产的告示，也不理会美国大使馆张贴的告示。……”
威伯又追问道：“你描述了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对待平民和财产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在大约六个星期后，这种事情开始减少，但是还是发生了许多此类事件，之后发生了许多单个事件。……”
威伯问得很详细，约翰马吉回答的也很详细。日本律师团的律师见势不妙，于是日本律师打断道：“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空隙提醒法庭，我相信各位法官已经注意到这位证人在通过阅读某种笔记来帮助他的记忆，那么我想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根据他的记忆来作证，他不应该阅读笔记或准备好的记录。我希望法庭能规范这一点。”
威伯对约翰马吉道：“当你站在证人席时，你就没有了阅读笔记的自由——除非你得到了法庭的许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