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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出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尾声 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第一节 绞尽脑汁的黄册制度
如前所述，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黄册制度承担着“维系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的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对这个制度异常重视。这从黄册制度的严苛规定中一目了然。
黄册的规格有严格要求，用纸必须是上等厚绵纸，不得染色或漂白。长宽各为一尺二寸，不得丝毫有误。必须用正楷书写，字体大小、行间距都有明确标准。每一页如果有一个字写错，就必须整页重抄，不得涂抹挖补。装订也有统一标准：必须用粗牢的绵线装订，可以少量使用浆糊，但浆糊中必须加入椒末等杀虫药来防蛀。
黄册制度是层层上报制，每次造册时，都由每家每户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在“供单”上详细填写自己家在这十年内的人口、财产变化。各州县的主官须亲自审查黄册造办是否真实，每一项与供单记载是否完全相符，然后还要在黄册上签名画押，以示负责。然后将黄册交送到府里。府里同样按这个程序审查一遍，编成本府的总册，签名画押用印后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机关）。布政使司审查后，再编成本省的总册，送交户部（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最后由户部将全国人口、财产情况汇总，送交皇帝御览。（《后湖志》卷四）每到新册入库之年，明政府都要从国子监调来一千二百名监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员的带领下，进行“查册”工作。“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后湖志》卷十）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朱元璋为黄册制度，可以说是费尽心血。在他的设计中，这一制度要和他所设立的其他大纲大法一道，作为不可动摇的“祖制”，垂之万世，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黄册制度确实运行得极好。通过这样严格的程度，全国的人口信息，十年一次全部汇送到南京。这一时期的黄册制度基本上达到了信息真实，数字准确，因此确实起到了平均赋役的良好作用。这本是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的初衷之一。
第二节 祖制的空壳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实录》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那么，这个“祖制”，被他的子孙后代们执行得怎么样呢？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塌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龟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强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黄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黄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黄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黄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册库34间黄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667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黄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黄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黄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其实只剩下了空壳。
“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强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去操纵。于是，虽然人们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壳，不敢稍稍触动，但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个外壳已经毫无意义。
“祖制”演变成一具可怕的政治僵尸。黄册制度就是这样。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笑话。
首先，库内的黄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黄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黄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黄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
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后湖志》卷十）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黄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黄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黄册库经常发生黄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81％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黄册以备清查事题本》）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