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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一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第八节 朱元璋的精神基础
从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
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虽然出生于世代赤贫之家，朱元璋却从小智商奇高，脑筋够用。又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无师自通，知道怎么摆弄各类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几个身强力壮有本事的，他加以笼络，为我所用。
其他那些跟屁虫，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全村的小孩子都归于他统一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听他指挥调遣。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搭，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谁叩头叩得不响，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
朱元璋的童年实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后，老乡们总会给他附会出一些如何幼年颖异、天生不凡的传说。可怜朱元璋的老乡们制造起这类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传说，都觉得有些困难。制造来制造去，不过编出了这样一个笨拙的故事。说是朱元璋和伙伴们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饿了。有人说要是有碗白米饭吃就好了，那一个说吃肉才香，越说大家肚中越火烧火燎。
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说，这不就是肉吗？想吃咱们宰一条尝尝。有人说，那回去不得被打烂屁股啊？朱元璋说，管他呢，先快活一顿再说。说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条小牛犊给宰了。有人带头，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帮忙剥皮，有人去捡树枝，生起火来，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顿烤牛肉。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条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来，谁也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朱元璋脑筋一转，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缝里，和大家约好，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大家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这么弱智的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事。这个本来为神化朱元璋而制造出来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实信息，却仍然是贫困和饥饿。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尝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原来，陈二娘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他们家会出一个“好人”，二娘对五四说：“谁呢？这几个孩子都是一副没出息样，我看也许就应在重八身上。”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陈二娘的话算是有先见之明。
然而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错误的人生，朱元璋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注定与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们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老年人因此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第九节 农民式思维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
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