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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朱元璋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至于那些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吓破了胆。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说，朱元璋读到他的两句诗，大为激赏，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却以为是皇上发了脾气，当然就吓晕了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第十二章 反腐风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第一节 贪六十两剥皮实草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成效却并不显著。大明天下并没有出现尧舜之治，相反，帝国很快就陷入黄宗羲定律①中去，洪武初年，社会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位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开来：诸多王公贵族的亲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势，横暴乡里，欺压百姓，人命案不断发生；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厂厂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的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官员如此，百姓同样也不老实。两浙的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①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面对这种形势，一向强调以严治国的朱元璋怎么能不勃然大怒。朱元璋终生保持着对贪污腐败的极度痛恨。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
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他诛杀异已，摧残富民，尚且心狠手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顺的惩贪活动会进行得怎样残酷暴烈。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绝迹了。如果贪污一块钱也给他抓起来，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连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朕于廉能之官，虽然有过，往往宽宥之。如果是贪污之人，虽小过也不放过。”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①。后来干脆说：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毫不姑息，务期净尽。《大诰》规定说，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到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甄别天下官吏，八年（公元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①古代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
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第二节 低薪制是根本原因
朱元璋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史称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
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一千余元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如果不贪污，官员如何生活？
治理腐败，必须从“不必贪”入手，高薪或者起码是合理的薪水来养廉，以支持由思想教育达到的“不想贪”的道德境界和由制度建设保证的“不敢贪”的纪律要求。古今中外，不能例外。
然而，朱元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做事从来都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知道知识分子们骨头软，胆子小，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面是离奇的低薪制，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对惩贪工作的过高要求，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所以，他的严刑峻法收效于一时，不可能肃清腐败。不管朱元璋如何吓唬，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官僚体系还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所以，从即位不久就开始惩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