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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成为欠恩者，恰如日本谚语所说：“天赋（非凡）慷慨，始敢受人之恩。”（6）
注释
1 指“八公义犬”故事，出自秋田县，据说此义犬被批准埋在车站前并竖碑立像。“哈齐”（はち，义为“八”。一胎生八狗，此狗第八）。——译者
2 寻常小学校用修身课本第2册，昭和10年12月发行。——日译者
3 地头：封建时代为领主管理庄园的家臣。——译者
4 “忝”“辱”来自古代汉文，乃受恩者自谦，如“辱蒙关照”，“愧不敢当”；“忝在同僚”之类。——译者
5 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著名文学家。原名金之助，号漱石。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毕业。1900年赴英留学。1903年归国后任大、中学教师并从事创作。主要小说作品有《我是猫》、《哥儿》，长篇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心》，以及《三四郎》、《后来的事》、《门》等。另有《伦敦塔》、《幻影之盾》、《一夜》、《文学论》等随笔和文艺论集。有全集。——译者
6 此谚语很难复原为日文，也许是指“情けは人の為ならず”（施恩并非为别人）之类。——日译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在我们的伦理学中，这两个范畴却混在一起，形成中性词汇，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与duty（义务、任务）之类。日本人对此感到奇怪，感到不可理解，犹如我们对某些部落在有关金钱交往的语言中不区别“借方”与“贷方”感到奇怪一样。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地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美国人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把这种德行与金钱交易作比较，并且要看到其幕后对不偿还的制裁。犹如我们在财务交往中都要求履行合同，谁要是巧取豪夺，我们绝不宽容。你对银行有债务，就必须偿还，不能还不还随便。债务人不仅要还本，还必须付息。这些，与我们对爱国、爱家庭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对我们来讲，爱是一种感情，不受任何约束而自由给予，这才是最高尚的。爱国心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其他一切；在这种含义上，除非美国受到敌国的武装攻击，爱国心颇被视为某种毫不顾己，与凡人皆有弱点的人性是不大相容。我们美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基本观念——一个人呱呱坠地，就自然地背上了巨大的债务。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援助贫困的双亲，不能殴打妻子，必须抚养子女。但是，这些既不能像金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像做生意成功那样获得回报。但在日本，这些却被看作像美国人眼中那种金钱债务一样，其背后有强大的约束力，就像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这些观念不是只在紧要关头（如宣战、父母病危等）才需加以注意，而是时刻笼罩心头的阴影，就像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华尔街的投资者卖空脱手后看到行情上涨心情不安。
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是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种义务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人人生而具有的。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这实在是太恰当了，没有其他词能如此表达其“必修”之意。人的一生中的偶然事件可能改变义务的某些细节，但义务则是自动加在一切人身上并超越一切偶然情况的。
日本人的义务及其对应义务一览表
一、恩：被动发生的义务。“受恩”、“蒙恩”，这类恩都是从被动立场接受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之恩。
亲恩——受于父母之恩。
主恩——受于主人之恩。
师恩——受于师长之恩。
一生从各种接触中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对自己施恩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
二、“恩”对对应（义务）：
一个人必须“偿还”这些债务，向“恩人”“回报”。亦即，这类义务是从主动偿还立场看待的。
A．义务 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忠——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责任。
孝——对双亲及祖先（含对子孙）的责任。
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责任。
B．义理（1） 应当如数偿还的债，在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
（一）对社会的义理
对主君的责任
对近亲的责任
对他人的责任 自某人处得到“恩”，比如接受金钱，接受好意，工作上的帮助（如劳动互助）等。
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责任 不是指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恩”，而是由于出自共同祖先。
（二）对自己的名声的义理 相当于德语的“名誉”（die Ehre）
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亦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注：这种“摆平”不被看作侵犯）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责任。
遵守日本人礼节的责任，亦即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身份、在不如意时克制感情等。
上述“义务”和“义理”都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人就使这些道德成为绝对性的东西，从而就与中国那种对国家的责任和孝道概念产生差别。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都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2）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被读成“jin”（仍用中文的汉字）。“行仁”或“行仁义”，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须具备的道德。由于“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伦理体系之外，致使“仁”形成具有“法律范围以外之事”的含义。比如提倡为慈善事业捐款、对犯人施以赦免等等。但它显然是分外的事，不是必需如此。
“行仁义”，还有另外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含义，即是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德川时代，那些以杀人越货为生的恶棍（武士佩双刀，十分威武，而无赖则只佩单刀），就是这样“行仁义”的。一个恶棍如果向另一个不属于自己同伙的恶棍请求窝藏，后者为避免前者同伙将来寻衅报复，便把他藏了起来，这就是“行仁义”。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常只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报界写道：“下等劳工至今仍在行什么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对此严加取缔，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毫无疑义，这里所指的就是那种流氓、黑帮社会中盛行的“强盗的荣誉”。尤其是现代日本的那些小规模的工头，他们像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码头上的意大利籍包工头padrone那样，与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工程，从中揩油。这些在日本也被称作“行仁义”。中国的“仁”的概念，在此已被贬抑得无以复加了。（3）日本人就是这样全部篡改并贬抑中国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