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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和基辛格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在写给黄历的长信中是这样说的，“您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当然，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我绝不放弃它。从中国的态度来看，显然他们赋予了贵国这个沟通渠道以特殊的价值，总统先生也一定会负起历史赋予的更大的责任，在访中过程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在此，我预祝总统先生旅途顺利，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我们总的方针：我们一向都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象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他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
“另外，请总统先生务必向中国领导人说明：我们同中国接近并不是要赎所谓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对华政策的大量罪过，而是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它并不是要勾结起来反对苏联，而是给我们以均等的地位用来从事建设性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中国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黄历放下了尼克松的长信，文字很谦恭，但催促的意思也很明显，美国人显然对他迟迟不动身感到困惑和不满。
看时间，看形势，看准备，也差不多该动身了。黄历摸着下巴思索着，二十多年来的坚冰由自己来显示打破的迹象，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他们深信越南和老挝的战争是中国的扩张主义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产物，这些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很令人恐惧的。
而中国则认为，美国在亚洲所作的努力的规模同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他们认为，唯一讲得过去的理由便是美国在加紧封锁中国，并且在把印度支那变成进攻中国的跳板。
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隐约可见的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美国人正在为二十多年的隔离付出代价，他们不知道怎样与中国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怎样与他们打交道。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诸如承认、联合国会员籍、各种权利要求、交流等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中国四面受敌的困局被打破。
正是苏联在四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造成的明显威胁，以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才迫使中国谋求减少他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
但这种威胁显然是被中国领导人有意渲染夸大的，作为一个钓饵，就等着老美傻乎乎地咬上去。然后，毛泽东可以继续保持反美旗手的形象，并让美国人感觉苏联入侵中国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和美国联盟。
第353章 韩国—遏日的一环
循序渐进的前景是良好的，但如果南洋联邦和美国使中国方面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的缓和表示是出于示弱或害怕，那中国方面敏感的自尊和愤怒便会毁了这一切的努力。所以，黄历要想达到目的，便要使中国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中美交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苏联的威胁是切实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也需要警惕。不管这些理由是真的，还是照顾中国的面子，都是必须的。
访问的日程已经有了计划，既然打着旅游的幌子，就不能直奔中国，总要装出个样子。在外人看来是如此，但黄历还有着其他的目的，肩负着其它的任务。巴基斯坦、越南王国、柬埔寨、韩国、香港等地，都将留下黄历的脚步。
印度、老挝战争、日本，集中了南洋联邦政府关注的目光，作为被延续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黄历有资格、有身份与相关国家进行探讨和交流。印度和老挝战争是老问题，日本是新问题，黄历特别对韩国的访问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此时的韩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朴正熙的日子并不好过，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俱在，令他不敢稍有松懈，也因为如此，他与南洋联邦的关系更为密切，以此来抵消美国的不满和压力。
美国对朴正熙政权的不满由来已久，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军人政权，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美国人的自由观念，这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产。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把民主向任何国家简单地传播，因为韩国人民也倾向这一美好的政治制度。
对此，朴正熙曾反唇相讥：“韩国以一九四八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别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种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的发育成熟就生出来了，或者象一个一百磅重的人借了一件二百五十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
的确，从韩国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民主实验中，橡皮图章式的美国民主只是造成了不协作、分裂和骚乱，朴正熙接管了政府之后，使骚乱渐变为稳定有序，同时他大张旗鼓地实施其社会、经济、政治计划，也使美国渐渐地开始对军人政府另眼相看了。在反共的纽带联系下，美国接受了朴正熙，让他参加全球的反共大合唱。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曾邀请朴正熙访问了华盛顿，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次高潮，访美结束时，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了两国间“传统的友谊”，表明了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韩国的支持。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年轻的、极有个性的总统肯尼迪，在公报中明确地督促韩国必须“尽快”完成政权向民间政府的过渡。这里便蕴藏着朴正熙的军人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方面。
美国认为，朴正熙的一系列稳固自己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打击了原有的亲美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触动并损害美国在韩国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美国的极大忧虑和不安。而且，军人和政治搅在一起，长期下去有可能被拖入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因此，美国几次逼朴“还政于民”，由“军政”变为“民政”。亲美的老政客也乘这个机会上街闹事，抵制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统治。连朴正熙军事集团内部的李周一、金东河等实力派人物也从这个集团中分裂出来，准备组织反朴政变。
迫于这种形势，朴正熙为了缓和美国和亲美政客的压力，缓和人民对军事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于一九六二年采用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朴正熙的目的是想避免各党成员频繁地改变初衷和派别活动，使党派政治稳定化，更是为了遏制反朴势力的丛生和蔓延。
而朴正熙为了缓解国内外压力，曾多次言辞恳切地表示，“当革命任务完成时，将把政权归还给有良心的政治家”，“自己无意参加总统竞选，还是要回到本职岗位上去”。
到了一九六三年初，朴正熙对是否全力进行总统选举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因为他曾多次许诺“还政于民”，言辞恳切地表白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但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心中的权力欲向他呼吁：现在不是退下的时刻！
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他，从他一早醒来到进入梦乡，角逐总统大权现在无疑是他前进的导向标，他希望戏剧性地、出人意外地冲上权力之巅。但他又必须对作出的保证负责，从名义上讲他必须从政治上退出。
朴正熙在用自己的感觉加以分析后，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苦境：从个人角度上看，连他自己也很难分清他的行动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他历来信奉的原则是，“任何决定都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和关心，而不是个人好恶和求荣欲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一直指责他利欲熏心，现在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事实上，这些指控是否有一定根据？
其实朴正熙对个人声誉并不十分看重，他一直是个内向不露的人，但名声却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不停地叩着他的大门，但休想钻进他的思想与行动中去。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想扬名就得有大象般的厚脸皮和禅师一般的冷静。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