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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虽然是亚共体成员国，但在某些方面却跟美国走得更近一些，这也是南洋联邦一直心怀不满的事情。越南王国是南洋联邦的铁杆盟友，其发展得到了南洋联邦的大力帮助，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经济发展，现在的越南王国已经实力大增，可以很好地承担自己的军事职责。
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个翻云覆雨、玩弄政治阴谋的老手，虽然这可能有损于王权不可侵犯的光辉象征。但他作为国王的尊严和政治威望，远非印尼的苏加诺和缅甸的吴努单靠个人魅力所比。当然，他们更无法同西哈努克的政治灵活性所匹敌。
总的说来，这三个国家都对越共的侵略表示担忧，美国兵逐渐撤至老挝南部，形成了一个战略缓冲区，这对柬埔寨和越南王国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两个国家也可以从驻扎的美军那里得到发展经济的机会，所以，尽管他们反感美国人进入自己国家，但他们很愿意让美国人在老挝南部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基于这种考虑，在南洋联邦的斡旋下，越南王国和柬埔寨都对美国人在老挝的战略收缩提供了帮助，这对尼克松来说，他可以部分兑现对选民的承诺，使美国士兵在老挝的人数进行削减了。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七十年代，南洋联邦与中国的外交舞蹈似乎越来越合拍，贸易额再破新高，大使级会谈也成为了经常进行的沟通行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也越来越明显，逐渐从革命狂热向功利主义进行着转变。
这个转变主要有几个原因，在国内，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世界革命的狂热也就相应地降温；在国际上，六十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而与苏联关系的恶化，战争威胁已经超过了美国，也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是不可能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他们各自所属的阵营的。必须将同时反对美苏和一切反动派即所谓全面出击转为重点反对苏联。
同样，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突然升级，也使中国人意识到了情势的不利。轰炸越猛烈，越共对苏联高级武器的需求越大，在军事援助上，中国也将越来越处于边缘，以至最后会失去越共这个盟友。胡志明走了，维系中越友好的一条重要钮带已经断裂，在与苏联的军援竞争中，中国越来越不占优势。而苏联拉拢邻近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孤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突破外交困局的问题，便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线，并且越来越加以重视。
但长期的敌对要想和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的步伐也不敢迈得太大，以便遭受挫折时还留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开始进行的主要还是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和迂回表示，并且努力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
中国的策略是先从外围入手，然后再顺理成章地进入核心。七十年代初期，令世人感到震惊，并且令国际左派进行抨击的大事件接连发生了。中国正在和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反动派”的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扎伊尔的大独裁者蒙博托曾经长期和中共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不但被称为是“非洲的蒋介石”，而且在六十年代国际题材的样板戏《赤道战鼓》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但现在，这个大坏蛋，大恶棍他却被视为中共在非洲对抗苏联的中坚，在七十年代初期两次访华，和毛泽东相谈甚欢，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个人友谊。中国方面不但批准给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会见中和他商谈如何对付反政府游击队，即中共过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来和智利社会主义政党领袖阿连德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建交，周恩来还多次向阿连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但在阿连德被皮诺切特领导的右派军人用暴力推翻，这起事件和印尼右派军人一九六五年政变并列，是两起国际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时期国际右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行。
当时全世界左派力量同声谴责，苏联东欧集团和其他一些国家和智利断交，和智利有外交关系的八十个国家中只有三十八个表示承认军政府。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智利军政府很快照会北京并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愿与中共保持关系。
中共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衡量得失（主要是不愿给台湾以可乘之机）之后作出了“冷而不断”的决定。于是，在全世界同声谴责智利军人的政变和随后的镇压浪潮中，中共却默不作声。
与此同时，为了缓和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消除之前的不愉快。中共作出决定，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理由和文革并无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
不管是什么借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输出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这意味着左翼威胁的缓解，以及左翼政治力量的退潮。但中国担忧的是与美国和解，会使原来的“反帝领袖”形象受到损害。也就是说，中国既想与美国和解，又想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人有求于他们，找上门来，自己则代表世界反帝力量和美国对谈。
南洋联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桥梁，使双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作用。中国终于就邀请黄历访问做出了决定。时隔三十多年，黄历重返中国大陆的计划终于提到了日时议程。
第350章 出访前的思考
“不能表现得太积极，我们要沉住气，要明确一些问题后再谈访问的事情。首先，我们不要抱着改变中国领导人思想的看法去做事情，这种看法无视了中国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个周围都是弱小国家、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不管谁在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和中国的问题哪些是因为她的面积和局势引起的，哪些是她的领导引起的，我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合理地影响中国的决策？”
黄历停下了笔，思索了一会儿，继续写道：“还有，我们怎样看待中苏关系的演变？我们能起多大影响？我们是应该倾向一边，还是继续中立，与中苏两大国都保持关系？苏联正在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我想，苏联会扩大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联系，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苏联必然会加强对我国的外交攻势，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也会尽量避免恶化同美国和我国的关系。”
再次停下笔，黄历点燃了一根香烟，缓缓吐出烟雾，让思绪随着烟雾在飘荡，在扩展。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开始主导世界的时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在内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七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而且将以更大的势头发展。
新的科技革命促进着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教育的变革，孕育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世界观，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它向国际政治和全球生态环境提出挑战，并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了各国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整体化、国际化进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南洋联邦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至于发展得如何，这便取决于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部门的重视和投入的力度。因为黄历和凌雪的存在，南洋联邦在通信技术、计算机、核能利用、新材料技术等方面投入了巨资。虽然这使得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在六四年开始，一直到六八年，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赤字，但丰厚的回报已经初现端倪。
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速度的加快，以及国家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之间的互相渗透，南洋联邦的创新发明数量在六九年至七零年达到了一个顶峰。新技术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正不断上升。就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断提高、劳动手段的不断改进，南洋联邦的劳动生产率在六八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美国。这对于南洋联邦这样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来说，正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