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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杀人屠夫，但黄历的出现，已经使他的施展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这个家伙能被称为印尼的“建设之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起码他对经济建设的重视程度，就不是光说空话大话，却没有具体措施的苏加诺可比的。
对苏哈托的接待是礼貌的，是合乎规格的，但却不是非常热情的。这或许也透露出了南洋联邦政府的某种意向：印尼共和国对于南洋联邦是可有可无的，千万不要高估自己国家的作用。
当苏哈托在会谈中透露加入亚共体的想法，钟可萍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委婉地表示，亚共体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南洋联邦只是成员国之一，虽然对这种想法持谨慎欢迎的态度，但最后的决定权还需要亚共体各成员国商议后决定。
苏哈托当时不明白，以为这是谦逊的外交辞令，南洋联邦在亚共体的地位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越南王国、韩国、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了铁杆拥护者，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也正在向南洋联邦靠拢。这其中一个是经济因素，另一个则是国家的安全考虑，南洋联邦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正在撑起一把保护伞。等到老挝的事情尘埃落定，苏哈托才真正了解了南洋联邦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与美国走得太近的国家，是得不到南洋联邦的欢心的。
尽管南洋联邦表现得很谨慎，但苏哈托的访问也不是全无收获，在缓解了两国敌对关系的同时，两国开始了建交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洋联邦当然有自己的野心，将西方势力逐步挤出去，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长远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便是联合中国，统领亚洲，虽然道路坎坷，但迈出第一步的时机正日益成熟起来。
中南贸易额稳步上升，在六八年末已经比谷底增长了百分之六十，随着中国内地媒体上斥责南洋联邦的报道销声匿迹，南洋联邦终于提出了重开大使级会谈的建议，经过往来磋商，双方初步定于六九年一月在巴基斯坦进行首轮会谈。
对于中南两国有些突然的改善关系的举动，国际上作了些猜测，但并没有掀起大的议论，而美国方面，则因为处于新老总统交替，官方未作置评。
重新迈出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步伐，并不是钟可萍的头脑发热，而是黄历基于后世的了解，以及对尼克松的研究和美国的现状作出的决策。在一本美国六七年的《外交季刊》上，是尼克松第一次透露出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
随着尼克松的上台，黄历认为美国将会采取认真的公开步骤。而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正处于转变的前夕，六十年代不顾一切地输出革命不但没有实现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目标，反而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际影响大大地减弱，即使从推动“世界革命”本身来看也不是有效的策略。
但事物的变化往往同化学反应一样，需要一个催化剂，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一九六九不久，这个催化剂突然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第336章 珍宝岛催化剂
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被废黜的时候，这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苏联军事领导对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急剧增大。军人对赫鲁晓夫大规模裁减陆军极为不满，他们抓住机会，作出了加强中国战线上的军事实力的决定。随后，中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虽然苏联驻华使馆的人员一再说中国人不准备大打，但他们同时强调，在他们看来，中方在边境发生小战斗时有一定的策略。苏联外交官得出结论：自六四年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人采取了把苏方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河中小岛上排挤出去的方针。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指示苏联边防军对上岛的中国人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认为这种方针将向中方表明，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问题，进而保证中国代表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自然，与这种方针相配合，苏方大大加强了沿中国边界一线的苏联武装力量。
作为对苏联加强边境军事力量的回应和防范，沿苏联边界一线的中国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到一九六七年，中国沿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部署的军队人数已达四十万。
一九六八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大大加快了中苏对抗的升级，实际上使两国间的对抗达到了新的水平。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这个举动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原因是：第一，北京特别担心，根据“有限主权论”，现在莫斯科有可能打着“拯救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美国和西方容忍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事实证明，它们承认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因此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有可能持同样漠不关心的态度；另外，使中国人很不安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象越南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对他们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担心“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对抗”，明显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准备同莫斯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引起全世界对苏中对抗尖锐化的关注，然后把同莫斯科抗衡的西方主导国家拉到自己方面。
所以说，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前，中国方面已经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中国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象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并且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既能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又能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突然爆发的珍宝岛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随后，三月十五日在珍宝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火箭炮。
如果单纯地讲在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战斗的结局，那么中方可以认为是他们取得了胜利。因为在这之后不久，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珍宝岛。但围绕珍宝岛的冲突决不是由双方要控制这个小岛的简单意图引起的，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这场突然爆发的战斗，使莫斯科和北京向常规军的大规模冲突靠近了，不能不为双方的作战计划带来重大变化。
当时苏联军事领导人比较了解中国武装力量的潜力，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武装力量在解放后的建设。他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领导人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其发射装置，却因此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运输和通讯的投资，所以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
但是，由于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军事领导人也很感不安。苏联驻华使馆不断提出警告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同时，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计划是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但是，使用核武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得到支持，苏联与美国进行联系，试探性的提出联合对核武器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中国核力量实施摧毁性打击。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起码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美国不同意联合打击也没问题，最少也能让美国保持中立吧！
可是，这回苏联人失算了。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得出这个可怕的论断之后，美国决定阻止苏联人。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