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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苏广播电台都在播送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儿”。这让美国人更加咬牙切齿。
肯尼迪坐不住了，他在达荷州的波卡特洛的演说中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了外层空间，其它国家都看到了，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也一定实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美国的新闻杂志报道则在火上浇油，他们报道：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在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三百亿美元——或者两倍于这个数目。
随后，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寻常的挑战。对我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集中了上万家企业、几百所大学和近百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三十万人，耗资两百五十五亿的“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
黄历将空间探索理解为无用的活动，显然并不正确，向外层空间进发，这应该是全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进步，但如果把这种科学探索用于政治军事目的，那就别当别论了。
而从心里来说，黄历还是希望美国的空间技术能够取得进步，他关心的是美国能否在奥运会开幕前成功发射同步通讯卫星，首次实现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使这届南洋联邦举办的奥运会能为世界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洋联邦已经将此次奥运会的主题定义为高科技的盛会，为了办好这一届奥运会，南洋联邦将使用所有的传播工具，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公共传播媒介，为此还修建了一座高达351。36米的电视发射塔，运动场地内也将装置特殊电视，选手们可以由此知道比赛项目进行的结果；新闻中心齐全的设备，可以让媒介及记者们可以快速得到最新消息；而卫星则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及时地了解比赛结果和比赛的各种细节，让南洋联邦的夏季奥运会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放卫星啊，放卫星！黄历想着奥运会，也想着卫星以后的广大用途。只要有三颗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并与赤道平面重合的卫星在距离地面36000公里高度悬停，便可以成为电波信号最理想的“二传手”，通信的历史便会揭开“吉星高照”的新篇章。
南洋联邦正在为此而准备着，通信事业的爆炸式发展就要来到，经济上的腾飞也将在奥运会后真正开始。作为巨大投入和精心安排的回报，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在六四年奥运会之后，将一飞冲天。
如果说美苏的空间探索是意气之争，面子之争的话，那么中苏之间的论战更是令后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参与了论战的人——会认为论战是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许多人长期津津乐道于论战中那些神采飞扬的文字，大义凛然的语气，恰到好处的经典引证，以及连珠炮式的不容答辩的反诘疑问，但这有什么实质意义吗，不过是关起门来的自鸣得意罢了。
其实，当时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历史早晚会给出答案，不是靠口舌之争便能够改变的。比如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裁军来缓和紧张局势，是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还是通过革命或战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论的成攻，根本没有意义。
等到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看辩论话题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共产党人，由于处于更为开放的环境和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他们对于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的把握，要更敏锐和准确一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和历史上的其他情况一样，当现实主义的、温和理智的立场碰上恪守教义、激进的立场，而双方都还承认某种经典教义时，后者在气势上往往容易占上风。
第283章 论战的影响
中苏大论战对中国的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及独立地位，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使中国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苏论战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论战使中国当时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倾思潮急剧滋长，并且进一步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论战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战争不可避免”、“要防修反修”、“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直接运用于国内，促进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系统化，使中国在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而在论战的洗礼中成长的一代人，养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独革”的心态，学会以气势压人、讽刺奚落的口气，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上，他们运用这一套大显身手。
对中国人来说，论战达到了把赫鲁晓夫搞臭的目的。后来毛泽东把对外的“反修”变成对内的“反修”，动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刘少奇称为“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他。这方面的恶果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对敢于革新，敢于运用新思维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须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报告”，就一定能让他噤声，使任何变革的意图化为影。
而且，中国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
所以，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认为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是有偏差的，使中国的工作重心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既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那便要展军工，可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哪有钱搞研，搞制造。好，中国勒紧裤带搞出了原子弹，但是不是就具有了核反击的能力？显然不是这样的。同样拥有核武器，但对自己核武器打击能力的估计和信心却大相径庭，苏联直至一九八一年也不承担不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而中国在爆炸原子弹后立即承担了这个义务。说得好听是爱好和平，说得不好听那便是核基础薄弱，害怕象苏联美国这样的核武器大国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制人的核打击。
经济是展的基础，不管是改善民生，还是展军工，没有钱就干不成。中国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集中力量研核武器和其射装置，便大大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空军、运输和通讯的投资，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这些缺陷则都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展起来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高科技武器的装备才开始突飞猛进的。
意气之争、口舌之辩完全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