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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关于印度支那的局势，准确地说，是越南王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您是持什么样的态度？”黄历在告辞前，突然询问道：“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借助于老挝的所谓中立，不断向越南王国派遣人员进行侵略，规模越来越大，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鼓励？或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援助。”
“不，没有这回事。”赫鲁晓夫断然说道：“两个越南问题的解决，是为德国问题的解决进行试验。正如同你刚才所说，维持现状意味着大家都不破坏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边界，尤其不得以战争的方式来破坏这些边界。对此，我是赞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并没有苏联在背后插手，但不排除另一个好战国家的撺掇和怂恿。”
在中苏交好的几年中，中苏对国际共运大体进行了分工，亚洲主要由中国来操作，其他地方主要是苏联控制。因而在六十年代前，对越援助基本上是由中国实行。苏联对这穷地方兴趣不大。
但中苏很可能在明年分裂，苏联是否会改变了原有的中苏两党把持国际共运的计划，一改过去在亚洲的不作为政策，积极参与亚洲事务，拉拢越南，使之成为对中国孤立、围攻的一枚棋子，黄历对此是很担心的。
第254章 访苏（三）
赫鲁晓夫对中国余怒未息，话里话外向黄历透露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背后是中国在支持，力争将印度支那不稳定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中国。
“作为亚共体的成员国，我们将负责任地帮助越南王国反抗侵略。”黄历说得很坚决，但脸上却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样子，“请您，转告越南民主共和国，不要再挑衅我们对战争的容忍度。我们无意于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也无意于帮助越南王国谋求不该得到的利益，但也希望他们能正视现实。越南王国已经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是被联合国所承认的，任何想用武力改变这个事实都是失去理智的行为，将遭到强有力的反击。”
赫鲁晓夫模棱两可地说道：“我想，他们会得到这个信息的。是否能够见效，我不能做乐观的估计。但总统先生应该知道，我国一向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至于真正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好战的国家，那就不太好说了。”
黄历轻轻点了点头，心中已经决定回去后尽快采取行动，给越南民主国一次沉重打击，即便不能彻底遏制，也要使其在一段时间里无力再挑衅，给越南王国赢得发展壮大的时间，并且为南洋联邦赢造一个平和安静的奥运会环境。
送走了黄历，赫鲁晓夫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对释放鲍尔斯的优劣进行着仔细的分析。
在国内，赫鲁晓夫是否很需要提高一下声望呢，回答是肯定的，他很需要用一次有力的外交来冲淡人们对前一段时间改革的非议。当然，不是改革不好，而是改革的措施过于草率，也是赫鲁晓夫主动盲动所造成的恶果。
首先在调整农业的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的条件如何，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五三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三百五十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六零年扩大为两千八百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这项规定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使得很多农民消极抗拒，怨言极大。
在五七年，赫鲁晓夫又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0～1961年赶上美国。这是一个颇欠考虑的口号。要达到赫鲁晓夫提出的目标，就要使苏联的肉类产量在三四年内增加近两倍。这对于缺乏饲料和大型畜牧设备的苏联来说，是很难办到的。
结果不出所料，五八的畜牧业发展情况便很不理想，产量只增加了5％，而不是赫鲁晓夫要求的60％～70％。但是，这并没有使赫鲁晓夫头脑清醒过来。他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家乡的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以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宣告“胜利完成”指标，并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也给赫鲁晓夫声誉上造成了很大打击。
同样，在工业上的改革也并不让赫鲁晓夫满意。起初，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但是，执行的结果，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次改革只不过把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即由“条条”管理体制改为“块块”管理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故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工业改革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没有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还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这种情况对专业化大企业打击最大。过去它们只同上级一个主管部门打交道就可以组织好本企业的生产，现在则需要同分属于不同经济委员会的众多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专业化大工厂不得不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从其他州买到的零件。
简政分权的做法失败，使赫鲁晓夫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而就在此时，《国路》这本书重新进入了他的视线。以前他随便翻阅过目录，还有不屑一顾的心理，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为其政治、经济制度吹嘘的产物。但当他重新加以仔细阅读分析后，却发现并不完全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其中苏联篇中所指出的弊病是确实存在，而且是一针见血的。
从改革之初，赫鲁晓夫便为自己的理论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名字很好，却一直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这是赫鲁晓夫一直所头痛不已的事情。而在《国路》中，黄历所阐述的社会资本主义，却让赫鲁晓夫眼前一亮，感觉大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在赫鲁晓夫的印象中，黄历也是改革派，一个是看到了目前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一个是看到了现在资本主义制度隐含的危机，两人应该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心理上的认可，使赫鲁晓夫对黄历的好感大增，而且南洋联邦的迅速崛起，也使赫鲁晓夫既羡慕又嫉妒，觉得有必要向南洋联邦学习，学习其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经验，而暂时放弃他所想象的，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正确的改革政策。
而在国际上，“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和斗争的主要场所是在中欧和远东地区，也就是说阵势始终摆在苏联的大门口。对此，苏联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一直是愤愤不平的，决心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
但有了同美国争霸的欲望，却缺乏争霸的实力，因而赫鲁晓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打缓和紧张的牌，在不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插足到不属于西方势力范围的新独立国家，进行和平渗透。并且，趁此缓和的时间，大力发展，以便早日使苏联真正具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和资格。
或许黄总统说得对，想借鲍尔斯一事左右美国总统的选举是过于理想化了。赫鲁晓夫从国内改革想到国际冲突，再想到美国大选，头脑渐渐冷静下来。
说实话，想在美国大选中打击尼克松捞取政治资本的想法，更多的还是赫鲁晓夫对尼克松的恶感。如果真从国家利益上考虑，谁当美国总统也不会把苏联当作朋友，这是肯定的事实；同样，谁当美国总统也不会令美苏关系继续恶化，因为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到了那种“再坏能坏到哪去”的地步。
释放鲍尔斯，首先是给了中间人黄历一个面子，在会谈中能得到一些西方的高级精密的机器，甚至还可以提一些利益要求；其次，佐鲁道夫体面地、象英雄似的回到苏联，无疑将是自己外交成功的一个典范，对冲淡改革不利给自己造成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最后，可以间接修复在巴黎高级会谈中与艾森豪威尔形成的个人关系上的障碍，艾森豪威尔的总统职位要到明年十月份才会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