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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明确了,事情也就确定下来,这就好办了。黄历作为大总统,不必事事都亲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他的手下有经纶满腹的智囊,有下笔千言的文胆,如何策划、实施,并如何掀起这股思潮,这些人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当然,必要的戏还是需要黄历领头来唱。由凌雪的公司出资修建的七贤祠开工之日,黄历率几位政府高官亲临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视。七贤祠,顾名思义,就是将诸子百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论之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七位大圣贤供奉之地。他们是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孙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纵横各家。
作为不可缺少的手段,媒体杂志上开始出现了介绍这七贤学说的文章,在提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并逐渐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风潮。
提倡加引导,继承加批判,属于本民族的、适合现代生活的思想体系才会慢慢形成。没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辐射自己的文化影响的。
而作为宏扬民族文化和增强教育的重要举措,由民间经贸组织牵头,一个学术交流组织在坤甸大学校长周正柏的带领下,对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周正柏向三所大学赠送了一大批科学实验器材,并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用中国国内各类古代图书字画的影印本或复印件充实南洋联邦的各大图书馆。
而就在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周正柏的要求的时候,却从南洋联邦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作为抛弃中庸的一个表示,黄大总统少有地对中国政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了批评。
“……如果能用仅占世界百分之六的耕地养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民,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相反的、错误的政策在中国实施,一种狂热的、不切实际的情绪在中国大地弥漫,大量耕地被抛荒,大量粮食无人收获,无数冒着黑烟的、只能炼出废铁疙瘩的土高炉拔地而起,我不知道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那些令人惊讶的、激昂的口号还能喊多久。在此,让我再赘言几句,解释一下炼钢的过程……”
“……‘赶英超美’,志气可嘉,但这是一个不全面的命题。你们得说清在哪个方面达到这个目的,是钢铁、粮食、人口,还是生活水平,是单方面的超越,还是综合指标的超越?如果是单方面的,那么我要恭喜你们,你们已经在人口数量上达到了这个目标,而且早在多少多少年以前就已经让英美望尘莫及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符合客观规律,有热情,有干劲,更要有科学的计划和科学的指导……”
“……我在此向亩产万斤的世界纪录表示致敬和钦佩,并衷心希望中国政府能体现出无私的胸怀,派出创造纪录的农业专家帮助我们,帮助世界上还处于贫困饥饿的国家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对于一个新兴国家来说,政府犯了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犯了错误后能够坦诚承认,并予以改正,这才是最令人钦佩……”
第243章 批评的目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四月,中国在松辽盆地的二号井钻出油流;四月下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五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五月十六日,南洋联邦大总统黄历发出了对中国不顾经济客观规律的冒进政策的公开批评。
由于信息传递之间的时延,还没等中国政府作出反应,五月十七日,黄历再次在南洋联邦主要媒体《南洋时报》发表了文章,题目是《近在眼前的教训》。
“……正如世界上任何探索都可能要付出代价或者有成败一样,新中国的建设遇到了挫折,遭到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非常沉重。我也相信,作为一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几亿人民温饱,并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负责任的政府,即便是激烈的批评,他们也能有相当的气度,进行冷静地分析判断,而不会恼羞成怒。因为很多批评正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有着更高的期待、更严格的要求,而周围一片赞颂附和之声,会蒙蔽双眼,腐蚀心灵,恰恰是最甜的毒药……”
在一段很有特点的开场白之后,黄历逐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首先是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的简称。黄历对把农民的房屋、农具、家禽牲畜等都收归集体所有,否认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对农民的个人生活物资,比如粮食等,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进行了全盘的否定。黄历把这个政策比作“五光”政策,即“猪光、鸡光、家什光、粮食光、树木光。”并引用一首民歌,描述基层农民的反感:“电喇叭,电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鸡被抓,猪被杀,仓里没有米,铁锅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儿,你还哇哇个啥?”
接着是对五风的分析和批判,即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延续了战争年代思维方式,过高估计和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低估人的价值,与神圣的目标相比,什么都能牺牲,对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而且,五风是对科学的反动,对自然、对规律缺少起码的敬畏。从愿望出发,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经济规律;浮夸和虚报风使国家征购粮食任务的压力沉重,而农业生产力难以适应,上层压,基层骗,最终牺牲的是农民的口粮。
最后,黄历指出了这一切的根源所在,没有一个通畅顺达的下情上达的渠道或者公开自由的媒体,再有一批噤若寒蝉、惟命是从的基层、中层官员充斥其中,堵塞了老百姓的言路,或者说是频繁运动的环境扼杀了老百姓和官员说真话,说实话的勇气。上层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实情,而对巨大的公共危机而无从察觉。下面的官员唯令唯上,只要上级喜欢,只要保住乌纱,面对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
“……批评如果善加听取,会转变成一种鞭策的动力;教训如果能够吸取,会成为一种完善的财富。我敬告南洋联邦的政府官员,你们要以此为戒,要说真话,要说实话,做一个脚踏实、有担当、对人民切实负责的好公仆。”
两次公开的批评,是否意味着南洋联邦的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是否意味着南洋联邦政府对一直默认的与中国的民间贸易要实行紧缩?是否意味着中国与南洋联邦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的成果化为乌有?中国又作何反应……这一系列问题都引来了世界的关注。
《纽约时报》首先转载了黄历的文章,并评论说:“黄总统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国家领袖对中国的现行政策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其中蕴含的意思耐心寻味,或许这意味着南洋联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某些变化……”
改变,当然要有改变,黄历不会做没有理由的事情。首先,对于大跃进给中国和人民造成的伤害,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也真的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给中国带来改变;其次,目前与中国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对南洋联邦是最有利的。要拉住南洋联邦这个伙伴,山姆大叔就得不时要出点血,表示一下慷慨和亲热;另外,批评一下中国,为在美苏缓和的大前提下与苏联建交,打开苏联及东欧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最后一点,批评中国,在争夺中华传统文化制高点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入籍南洋联邦,最好是那些华人科学家。
历史上,新加坡、台湾都实行过“去中国化”的举措,黄历却反其道而行之,争取使正统的中华文化南移,使南洋联邦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合格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与其正在推动的民族性格的塑造,又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