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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的修建始于1941年8月，1943年1月宣告竣工，并按其建筑外形命名。五角大楼在二战后期发挥了重要的军事指挥功能。1949年，在五角大楼办公的原美国军务部正式改称国防部，五角大楼从此成为美国国防部的代称。
3·11事件中，五角大楼西侧受到撞击，部分建筑被大火焚毁。
央情报部门的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约翰·马格鲁德觉得机会来了。他走进五角大楼，与战争部助理部长、他多年来的好友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这位助理部长在华盛顿可谓一呼百应。当他听了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后，觉得美国的确应该有一个长久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与战略情报局联合起来，共同对杜鲁门要求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进行抵制。
在约翰·麦克洛伊的影响力下，杜鲁门总统做出妥协，战略情报局可以暂时存在，并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约翰·马格鲁德虽然对这一消息欢喜非常，但他知道，想要维持战略情报局（处），就必须进行活动。
但是，该从哪里开始，很多战略情报局人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约翰·马格鲁德有。他决定把主要任务目标对准已经攻人德国、正在德国夺取铁路并重组东德政党的苏联人。事实上，这只是战略情报处的一个巧技。他们试图给五角大楼留下有人在紧盯着苏联红军的印象。不过，约翰马格鲁德的确在办实事。在德国，他开始让人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但战略情报处虽然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可苏联人还是轻易地接管了东德。
美国人有些愤怒了。在国内，如何对付东德的苏联势力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应该透过间谍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反对的人则认为，应该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透过秘密行动把战场深入到敌方，通过间谍活动尝试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不紧不慢地搞间谍活动，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必须要主动出击，使间谍活动成为一种战争武器。
最后，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无论是多诺万还是约翰·马格鲁德，他们的愿望终于见到了一点曙光。
煎熬的过渡
马格鲁德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人，负责主持研究中国军事情况以及物资需要等业务。他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将取自苏联驻华武官办公室的有关黄埔军校的记录档案，编译后交给了美国国务院，这份档案详细地描述了两年内1924—1926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的情形。
这点曙光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当美国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的时候，很多部门都参与进来。参联会要求建立一个由它自己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独自拥有情报机关，成立多年的联邦调查局大言不惭地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来执行全球的间谍任务，甚至连邮政部也想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约翰·马格鲁德抱着脑袋直叫，在他看来，这些人之所以都跳出来想要成为谍报任务的总指挥，就是因为秘密情报活动屡屡违反法令，也就是说这类活动是在法律之外的。不受法律控制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做。但还有他更头痛的问题。
第二，战略情报处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机关，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当争论开始的时候，战略情报局六个人中已经走了五个，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组织了。
杜鲁门总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在欧洲的大肆行动已经使情报部门的建立刻不容缓。他找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悉尼，索尔斯，希望他能出任中央情报总监。新成立的部门叫中央情报组，有2000多名情报官和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和卷宗。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不但他们不知道，杜鲁门总统也不知道自己想从这个新建的情报部门得到些什么。表面上，中央情报组是个重要部门，可白宫没有给它任何指示。等于说，中央情报组就是一朵花，杜鲁门总统把它种上，并不是想用它，而是为了装饰。
在很多人看来这朵花唯一的作用就是每天会给杜鲁门送上一大堆两英尺高的电文。这些电文就是当日世界各地的简报，但就在这么多的简报中，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的苏联的信息却寥寥无几。
事实上，自苏联成立以来，美国就对“红色恐惧”情有独钟。但是，美国只是在本土和他的同盟国对“红色恐怖”进行打击，并没有深入苏联内部。这当然要归罪于美国的谍报部门。到中央情报组成立时，美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只能通过现驻莫斯科大使馆、日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1946年4月，史密斯拜访了斯大林。两人一见面，他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凝望远方，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红笔信手涂鸦，画出几个不对称的心形和问号。他对史密斯的回答是，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同时，他谴责丘吉尔数周前在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来遏制俄罗斯？”
苏联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住期间，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他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强国。同时他也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而闻名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他扶植了东欧集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冷战中与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
斯大林的回答是：“没错。”
史密斯再问：“俄罗斯打算走多远？”斯大林直盯着他说：“我们没打算走多远。”
史密斯虽然不知道俄罗斯到底能走多远，但他知道斯大林肯定会带领他的国家向前走。一年，苏联红军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在解放后，立即向这些国家输人革命意识，在史密斯与斯大林谈话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就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扎下了根。“红色恐怖”对美国人而言，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苏联的强大而日益增强恐怖气息。这就是美国情报机关必须要弄清楚或者说必须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央情报组能承当这个重任吗？
1946年6月10日，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成为第二任中央情报组的负责人。上任后，他立即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任务改成对苏联问题的密切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苏联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俄罗斯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人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这些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杜鲁门与他的幕僚认为，想要让苏联停止挺进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中央情报组参与进来，他们展开了冷战期间的第一场秘密行动。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范登堡只好把中央情报组的任务作了调整。1946年7月17日，他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去会见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两人阐述了范登堡的主张：中央情报组的原始概念应作变更，让它成为一个作战机关。
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在此非常时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于是，中央情报组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作战机关。同一天，范登堡亲自请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悄悄拨了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拿到这笔钱后，立即就命令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的艾拉·汉密尔顿中尉和托马斯·霍尔少校将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成反抗军。托马斯·霍尔少校本是战情局驻巴尔干的情报官，对罗马尼亚语知道一点。可汉密尔顿则在罗马尼亚语上简直是个白痴，他唯一的助手是才进人情报部门两年的一个年轻士官。在这位年轻士官的带领下，两人去见了罗马尼亚农民党的领袖，提出由美国人提供枪械、经费和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