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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竟步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从而逐步形成了南京政权在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祥熙当年也被毛泽东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之一。而其私家的巨额财富，则是其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可以说，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以上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亦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实现金融垄断后不久推行的法币政策，则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一举措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竟没能坚持下来。
首先，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样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就连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加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实施币制改革。然而，当时美国政府亦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可能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一再冷淡处理。当时在这一点上，孔样熙亦感到自己没有宋子文的本事大。
那段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显得十分关心，几次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的是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并且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求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如此苛刻的条件，以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为交换，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及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所以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时的南京政府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当时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事宜。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人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之中。
1935年11月3日，孔祥熙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2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文件。
当时《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当年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就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而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属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因为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即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因而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当时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南京政府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当时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于是美国利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且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国有”名义，进行白银集中。当时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栈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者等，从 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而蒋、宋、孔等几大家族却由此发了一笔横财。可以说从当时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了一层皮。
当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为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两国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也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近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当时却不知羞耻地说：“美国对中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稗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孔祥熙丑陋嘴脸之大暴露。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和农业四家银行手中，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三大家族当时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当时币制的统一和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一时间因有蒋介石倍加信任，孔祥熙不免更加春风得意。1935年11月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被选为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已有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