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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当时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当年，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洞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的是来客的夫人。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肩宽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复出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恶梦般的10年，并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当时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就在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3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3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从当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而重大的建议。而在此一过程中，宋庆龄又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当年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和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将来挽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恽代英等人。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前往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
1949年国共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念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