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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买了车子工作效率提高了，我们可以为抗日做更多的工作，这并不矛盾啊！”
“不行！”宋庆龄仍然没有一点松动的口气。
此时一直沉默的贝特兰慢悠悠地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不必动用保盟的捐款，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或者其他报纸上发一篇记叙宋主席日常生活的文章，把她的生活情况透露一些。。这样一来，我想有人也许会直接捐一部汽车，这不是很好地解决了矛盾吗。”
“根本不用兜那个圈子，我可以在英国或美国动员汽车制造商捐一部车子来。”克拉克顺着这个思路想起了更好的办法。
“好了，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其实真要买车，别看我生活不富裕，买车的钱我还是有的。所以不买，就是要造成一种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风气，以此来激励人民，警戒政府官吏，也给捐款的外国朋友和华侨一种信心。为了这个重要的目的，每天多跑几步路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买车的问题就这样搁下了。
4．姐妹情愫依然浓
香港本是个见怪不怪的地方，可能一是各种怪事见多了，对什么事都难引起好奇，二是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乐，没有闲空操别人的心。
可是偏偏这一天不一样，许多人为街上流传的一个消息所激动，非要亲自跑去看看真假不可。
这个流传的消息说，分开已久的宋氏三姐妹，现在一同坐在丽雅饭店里，三姐妹有说有笑，亲切异常。
很显然，在那个年代，宋氏三姐妹已经成为许多人家教育子女的一种典范：三姐妹不仅个个天生丽质，而且才华横溢。她们当中出现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行政院长的夫人，历史上从没有过这么显赫的同胞姐妹。这三姐妹中，一位爱国爱民，万众景仰；一位权倾朝野，说一不二，连蒋委员长也得让她三分；而另一位虽地位稍逊，却赚钱有术，手掌翻覆之间就是成千上万的财富，可谓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第一富婆。当年，尽管追求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是成功者。
平素里，能见到她们之中一位都十分不易，现在竟然有机会同时一睹三姐妹的芳容。况且还有一层意思，这三姐妹十几年前因政治而分道扬镳，虽未见她们之间互相攻击，但宋庆龄对妹夫蒋介石的揭露和怒斥却是司空见惯。当年她们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陈营，宋美龄直接代表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宋庆龄则更多地代表着在野的左派，有时甚至倡导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主张。多少年来，宋家人的行动往往紧连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每次大事件。现在三姐妹突然出现在一起，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征兆。但会是什么呢？当时没人猜得透。猜不透就更有诱惑力，就越想要探个究竟。
当时这个消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有兴趣：想看三姐妹芳容的；想满足好奇心的；想以此作为资本日后向人炫耀的；想从她们在一起的事情上揣摩中国最新动向的；想从中抓新闻的；想从中搞情报的……不管什么目的，第一位的是要亲眼看到她们，证实她们确切都在香港，确切是坐到了一起。
于是乎男的、女的、穿长袍的、着西装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拎兜子的、挎相机的，一时间都一个方向地往这家饭店跑。早来的，涌到了门口；晚来的，挤在了街上；有办法的，守住了窗户；随大溜的，伸长着脖子；脑袋灵的，亮出了“派司”要求进去；主意稳的，选好了地形就在外面死等，不信她们没有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必再看到三姐妹了，只这个场面当时就是一件大新闻，足以说明三姐妹的影响力。人群占据了道路，阻塞了交通。没有人抱怨，后来者一问明原因，也立即加入了这个浪潮。人们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大。
宋庆龄自上海沦陷后来到香港，活动不少，人所共知；宋蔼龄在武汉失守后寓居香港，可她不担任公职，知者甚少；至于本该呆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呆在那个蒋委员长身边的宋美龄，何时来的香港且来香港何为，人们就更不知晓了。
此时，三姐妹确实在这家饭店里面。不过她们相聚不是私人的宴会，也不是单纯来叙姐妹亲情，而是为着中国的抗战大业才来相聚的。聚会也并非只有三姐妹，还有香港各爱国团体的一批人士，不过即使在名流面前，人们注目的焦点也还是宋家的三姐妹。
她们仍是按着“大让小”的原则，由宋美龄首先讲话。就见宋美龄穿着黑绸绣花中式旗袍，旗袍两侧的开口一直到膝盖，她优雅敏捷地走上主席台，黑亮的眼珠先向会场扫视了一下，她不马上开口，为的是让与会者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时她也用这一瞬间向人们传递一种信心。终于她开口了，她没有讲太多的道理，而是用一种十分赞赏的口吻高度评价了二姐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称赞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联络海内外朋友、募集抗战物资、救助战争难民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几句话引起了长时间的鼓掌，保盟自建立以来，这是第一次得到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首肯。以往，国民党政府官员对保盟和工合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宋美龄赞扬保盟之后，又特别请求二姐宋庆龄，提出由保盟对她刚刚宣告成立的“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财务帐目进行审计，这也是证明保盟在处理捐赠款物时是公正、廉洁的。
宋庆龄依然是那么庄重、娴雅，她首先呼吁人们支持宋美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接着她提出，刚刚成立的伤兵之友香港分社，应该由大姐宋蔼龄担任主席，她称赞大姐早在民国初年担任孙大总统秘书时，就显露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近年虽没有担任公职，但她筹组实业，发展经济，运筹帷幄常操胜算，因此担任这个职务，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宋蔼龄已不像两个妹妹那样年轻美丽光彩照人，但也有她的大家风度，她的手指上戴着钻戒，脑后的发髻上更有一颗硕大的珍珠，显得是那样的雍容华贵。她和两个妹妹一样，都穿中式旗袍，这大概是为了表明一种恪守中国传统的姿态，表明一种与异族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心境。她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宋庆龄筹组的妇慰会，而宋美龄是这个全国组织的领袖。她也为抗战捐出了不少钱财，并博得了很好的名声。她在讲话中没有提自己过去所做的工作，而是称赞两个妹妹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做工作。
共同抗日的大目标，弥合了她们之间的政治鸿沟。
这一天是1940年3月12日。
这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人们看到的三姐妹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集体出现。
在当年宋美龄还没有成为蒋夫人的时候，人们对她没有过多的关注，即使她与两位姐姐同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由于她不代表什么政治势力，人们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而已，不会有人注意。而在她成为蒋夫人之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了。蒋介石和她虽一再想与宋庆龄公开地出现在一起，以此证明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就是说，取得孙夫人对蒋地位的承认，宋庆龄却一直小心提防，从不给蒋介石这种机会。而且，连与姐妹同时公开出现在一起的事情，也几乎没有过。所以，难怪这一次特别引人注目了。
三姐妹公开出现在一起，于宋蔼龄和宋美龄都是企盼已久的事情，但总是因为宋庆龄的拒绝而不能实现。这一次，在香港宋庆龄提议以这种方式的聚会，宋蔼龄和宋美龄当然都非常愿意合作。
宋庆龄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场合，与大姐和小妹公开出席一个集会，是颇费了一番考虑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中有一个坚持对日投降的集团，它的首领就是当年曾行刺清摄政王并以此为资本，骗得很大名声的汪精卫。汪精卫曾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担任过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他也随之叛变。在那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但他因为早年的光荣历史和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介石老，而又非常自负。希特勒在欧洲挑起战争后，有段时间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避免两面作战，策划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妄图让中国投降日本，让日本从而北攻苏联。当蒋介石还在犹豫的时候，汪精卫却悄悄从重庆逃出，经昆明到了河内，然后再转回上海，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诱降声明，准备组织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