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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立即追问：“既然救国会无罪，救国会的7位领袖就应该马上释放！”
“这个么…还要等法庭审理的结果……”
于是宋庆龄把自己的箱子往院长面前一推说：“7领袖不能释放，我们也不能独自在外面生活，今天就进监狱和他们一起坐你们的大牢吧。”
对于宋庆龄入狱的要求，那位法院院长吭哧了半天说：“你们要求入狱，这得有证据法院才能受理啊。没有证据，我不敢随便让人坐牢的。”
宋庆龄针锋相对地说：“证据充足得很！我和‘七君子’一样都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们……”宋庆龄四手一指胡愈之：“他们也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七君子’有罪，我们自然不能逃脱。你只管把我们关进去就是了。”
再说那位检察长情知事情难办，乘宋庆龄和那法院院长说话的当口，竟悄悄贴墙跟溜了出去，再也不肯露面了。
此时那法院院长一再推托：“要投案得有证据，否则不能受理。”
宋庆龄则强调：“我是救国会的执委，连报纸上都有记载，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宋庆龄逼那法院院长立即为她及其随行的人员办理收审关押手续，搞得那位院长面红耳赤，浑身大汗淋淋，手足无措。
当然宋庆龄此时心里明白，说要入狱，谅他们不敢收审。不过是借此制造舆论，支持“七君子”以使他们能够早日出狱而已。
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宋庆龄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认为我们证据不足，不好受理。我们就先让一步，今天先到狱中探视7领袖。待回到上海补充些证据，改日再来投案也行。”
那位法院院长一听，这等于宋庆龄把他提在空中悬了半天然后又扑通一声放了下来似的，他立即如遇大赦一般，赶紧知趣地说：“夫人要去探望他们，我马上安排！至于补充证据再来投案，我求求您，请夫人千万不要再来了！”
此时已在狱中被关押了8个月之久的“七君子”，见到宋庆龄等人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见到宋庆龄时，一下子扑在宋庆龄怀里，两个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宋庆龄把带来的新鲜水果和营养品送给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在狱中顶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表现了非常可贵的革命气节。我敬佩你们！救国会的同志们敬佩你们！全国人民敬佩你们！”
与宋庆龄同来的几位此刻亦一齐用掌声表达对“七君子”的敬意。于是“七君子”也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宋庆龄一行的感谢。
宋庆龄接着说：“现在全国已经有上万人签名和你们一起同服‘爱国罪’，我们今天就是来投案，要求和你们一起坐牢的。但是他们不敢关押我们。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一切爱国的人们！”
最后，宋庆龄等人看到此行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才与“七君子”依依惜别。
那日下午，当宋庆龄一行离开苏州的时候，一阵惊雷滚过天空，万条雨线自天而降，给长期间得人喘不过气的江南带来了夏季难得的清凉。
当天，“国母”孙夫人为营救“七君子”亲自到苏州要求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给各地救国会的同仁和全国正直爱国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营救7领袖的活动顿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天下午，苏州就有40多人也到法院投案，要求与7位领袖一起坐牢。接着各地又有不少人前来要求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江苏高法当局应接不暇，审讯“七君子”的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宋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的情况，以及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及其他倡议发起爱国人狱运动的众位同仁，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人，对宋庆龄到苏州时的司法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做大、对宋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的人一样，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因此敦请上述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宋庆龄亲赴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宋庆龄明知江苏高法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法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这样就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正当此际，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且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奋斗的爱国志士，也证明了宋庆龄营救“七君子”的行动也就是拯救中国的行动。这样一来，蒋介石要给“七君子”判罪的借口，就再也站不住脚了。于是，在宋庆龄又一次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七君子”无罪，并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
当年宋庆龄领导的爱国人狱运动，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宋庆龄30年代同蒋介石迫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进行的斗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庆龄爱国”，从此成了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千古不变的定论。
5．面对屠刀
最初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叛逆的举动。
文）原来，民保盟对革命者的营救，把蒋介石政府迫害人民。对革命者滥抓滥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之又恨又怕。几次交手之后，他们竟然把迫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民保盟。
人）宋庆龄首先收到了特务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写成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她再为营救别人去和政府为难，她自己就得代替那些人去死……为了证明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信中还夹带了经典性的象征物：子弹。民保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收到了这类卑鄙的恐吓信。
书）面对当时的恐吓，民保盟的多数成员均付之轻蔑的一笑。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帮助爱国志士，他们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杨杏佛甚至还重新抄写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一首表达自己为了民众利益视死如归的诗。
屋）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
当时民保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就与杨杏佛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不愿担负营救革命志士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且还在民保盟内部闹起了摩擦。
事情起因在杨杏佛视察北平监狱时。当时在狱中的刘尊棋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为，他托杨杏佛带出。后来经民保盟讨论，宋庆龄签发了这封信。胡适在这封信上大作文章，公开发表谈话时硬说他陪杨杏佛视察时，并没有人交信，诬指这封信是捏造的；而且声称北平监狱根本没有私刑，犯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从而为敌人攻击民保盟提供炮弹。对胡适这种行为，当时蔡元培和杨杏佛一再对他进行规劝。然而，胡适却变本加厉，又从根本上攻击民保盟。当时他发表文章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利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的行动。”
这样一来，民保盟的多数盟员认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同民保盟其他成员在个别问题上的小争论，而是对民保盟根本宗旨的否定和攻击了。显然，他要保障的已经不是“民权”，而是镇压民众之权。
于是在民保盟中央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