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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书迅速风靡,清廷大为惊恐,乃派员拘捕邹、章二人。警察到时,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走,听说章太炎被捕,马上到衙门自首。两人大闹租界法庭,引起全国舆论的支持声浪,清廷因而不敢将他们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苏报案”。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未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了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章太炎出俞樾门墙,后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自兹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民国初年,上海许多名妓北迁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刚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却无人为她收葬。叶浩吾听说了,先声明自己跟她没有关系,然后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旧情,由我来负责殓葬好了。不料过了几个月,叶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无人收殓,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为他办了丧事。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美国出台“排华法案”,邻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样画葫芦。伍廷芳赶往墨西哥城洽谈此事。墨方傲慢无礼,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纵而起,以掌击案道:“下旗回国,电告政府调兵舰来,届时再见!”墨方为之惶恐不已,忙请美国出面调停。此事当时传遍北美,各报争相刊登伍廷芳发怒击案之事,且多有中国的巡洋舰向墨西哥湾直驶的漫画。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寻父,并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诗中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鲁迅与周扬就“国防文学”发生争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封信,想把鲁迅拉到自己的阵线里来,结果鲁迅写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回应。鲁迅在文中极尽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事实上,陈其昌与他的同志,都是节衣缩食凑份子办报纸,且是坚定的抗日分子……鲁迅显然有点不负责任。抗战中,就是这个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